在1955年授衔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众多开国将军中，有13位独臂、独腿、独脚将军。毛泽东曾评价说：“中国从古到今，有几个独臂、独腿、独脚将军?旧时代是没有的，只有我们红军部队，才能培养出这样的独特人才!”而在这13位残疾将军中，独脚将军只有一个。就是这位将军，不仅经历了战争的洗礼，九死一生，而且著作等身，被中国作家协会吸收为会员，成为第一位闻名军内外的将军作家——他就是谢良。

    谢良：1915年出生于江西省兴国县长冈乡。1930年，15岁的谢良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三军第八师炮兵连政治委员，第二十四团连政治指导员，红五军团第十三师第三十七团政治委员，西路军第三纵队第二十三师政治委员，参加过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留守处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冀鲁豫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新中国成立后，任平原省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第六高级步兵学校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石家庄高级步兵学校政治委员，炮兵学院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副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九死一生书写“独脚”传奇

    1933年初，18岁的谢良被任命为红七军团第十九师第五十九团第三营第九连指导员。仅过了3天，谢良奉命率尖兵连急行军五六十里，袭击驻金溪县城的国民党第八十八师的一个步兵团，以配合兄弟部队作战。战斗仅用了几十分钟的猛烈冲击与扫射，便把敌人打得晕头转向，有效地牵制了敌人。两个多小时后，反应过来的敌人得知与其作战的红军只有一个连，于是立即组织一个营的兵力实施反冲锋。谢良在用轻机枪向敌人扫射时，被一颗子弹打穿了肺部，打碎左肩骨。经简单的止血、包扎后，谢良被送进了后方医院。手术后，谢良在病床上躺了49天，伤口却仍时好时坏，化脓不止。经过仔细检查，才发现是手术太糙，伤口中还有四五块碎骨没有取出来。

    1935年，谢良就任红五军团第十三师第三十七团政委。在贵州官渡河战斗中，谢良奉命率团阻击并吸引、牵制四川军阀刘湘教导师9个团。经过4天的运动战，谢良终于把教导师按计划牵到了温水。第五天，教导师发现同他们周旋的仅仅是一个团，并不是什么红军主力。敌教导师被激怒了，向我第三十七团发起了猛烈进攻。谢良从容指挥，沉着应战，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敌教导师无计可施，只好仓皇撤退，掉头追赶红军主力。而红军主力抓住战机，在娄山关和遵义歼敌两个多师，取得了长征以来第一个重大胜利。谢良因率部阻击有功，受到中革军委的电令嘉奖。

    此后，为了保卫毛泽东、党中央，掩护红一、红四方面军休整，谢良奉命三过夹金山阻击尾随之敌。1936年10月，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主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宣告红军长征胜利结束。为建立河西根据地，红四方面军奉中央军委的命令改编为西路军，西渡黄河，开始了艰苦卓绝的西征战役。11月29日，时任西路军第二十三师政委的谢良率部到甘肃山丹十里铺阻击敌人。虽然打退了敌人马禄的骑兵旅、韩德功的步兵旅的3次集团冲锋，但第二十三师也损失惨重。下午3时许，敌人发动第四次冲锋，正在指挥作战的谢良突然感到左脚发凉，原来是自己受伤了。

    为了不影响士气，谢良没有声张，直到再次把敌人击退，才发现左脚已是血流如注。由于子弹深深地嵌入脚内，而军团卫生部的医疗条件极差，不仅子弹取不出来，就连消炎药也没有，医生只好眼睁睁地看着他的伤口发炎、化脓。不久，伤情急剧恶化，谢良突然发起了高烧。为了让他退烧，医生从野外搬来一脸盆冰块，把谢良受伤的左脚架在脸盆上，脚上面放置冰块以降温。10多天后，谢良的烧总算退了，但脚却坏死了。

    为防止得坏血病，在没有进行麻醉的情况下，医生用一把大剪刀将谢良的脚趾连同前脚掌剪掉，谢良痛得昏厥了过去。醒来时，他的左脚已形同虚设，从此成了残废。医务主任难过地告诉他：“如果有退烧消炎药，是不会坏的。”谢良平静地说：“革命总要付出代价，我这一只脚算不了什么。”鉴于形势所迫，为缩小目标，最终部队只好分散行动。谢良由警卫员、给养员搀扶着，一瘸一拐地朝北面的大森林撤去。随着敌人的连续搜山，牺牲不断增大，为最大限度地保存革命力量，谢良让警卫员、给养员分吃了最后一点炒面后，命令各自分散突围。

    由于伤脚实在不能动弹，谢良只得将绑带的一头系在脖子上，另一头绑在受伤的左脚上，用手扶地，顺着山沟一蹭一蹭地爬。终于，谢良看见远处有羊。有羊就有人家，谢良看到了希望。天黑时，他终于爬到了牧人的帐篷外。可由于敌人的反动宣传，主人不敢收留他，只同意把谢良安排在离帐篷200米远的一条山沟里，一天送两顿饭，每顿半碗米汤。第三天上午，正躺在沟埂上晒太阳的谢良突然被路过的敌人发现，且当中有人喊他“谢政委!”原来此人是西路军第五军的一个通信员，被俘后当了敌人的骑兵。敌人见抓住了红军的一个团政委，就立刻将他送去邀功请赏。从此，谢良受尽了马家军的折磨与虐待，但他一直坚贞不屈。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向马家军指名要被俘的红军团以上干部，谢良随即被释放并送往兰州治疗。由于谢良的伤势已严重恶化，为保住其性命，医院只得锯掉那只早已冻坏了的左脚。从此，谢良成了独脚将军。

    坚定信念点燃铁窗烈火

    1939年毛泽东得知谢良失去左脚后，关切地说：“才二十多岁嘛，很年轻，脚没了，怎么办?上苏联去治。”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批准他去前苏联治脚伤。而随着9月1日德国法西斯进攻波兰，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苏联宣布封锁边界，刚到迪化(今乌鲁木齐)的谢良不得不滞留新疆，后在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工作。

    抗日战争初期，新疆是苏联援助中国抗日的重要国际通道。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一度处于劣势。新疆军阀盛世才认为苏联快不行了，于是改变了亲苏亲共的政策。1942年3月，盛世才诱使新疆教育厅厅长李一欧，让他诬告在新疆的共产党人参与了暗杀盛世才四弟盛世骐的“阴谋暴动”。谢良等100多名共产党员被盛世才逮捕，投入监狱之中。谢良等伤残人员和妇女儿童被关在第四监狱，过着地狱般的生活。狱友们一个个饿得面黄肌瘦，体质严重下降，不少人甚至被饥饿给拖死了。看着一个个难友的尸体从监狱中拖出，谢良心想：“我该怎么办?”坚定的信念与信仰，使谢良意识到“决不能这样一天天拖下去等死，活着一天就要战斗一天”。于是谢良把铁窗当做战场，组织难友与敌人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

    监狱的抗争持续到1945年春时，敌人又耍起了阴谋，企图把被俘八路军家属中的新疆籍女同志释放出狱，以拉她们的丈夫叛变革命。谢良闻讯，立刻组织难友揭露敌人的阴谋，进行公开的斗争，明确要求“全体无罪释放回延安”。可敌人穷凶极恶，不顾一切地闯进监狱，拿着棍棒、鞭子、麻绳，想先期带走5位女同志。

    “我们要回延安，要到前线去打鬼子。你们为什么单单放几个，用意何在?”面对谢良等人的质问，敌人根本不予理会，一窝蜂地涌过来对他们实施暴力。

    谢良跛着脚，举起拐杖，带着难友们手挽着手，肩挨着肩，紧紧地堵着仅有2米宽的巷口，甚至不顾一切地同敌人进行厮打。终因势单力薄，七八个女同志被拖到了大门外。谢良立即和几名党支部委员商议，决定开展绝食斗争表示抗议。此后，监狱里“我们绝食”“释放全体共产党人”等呼喊声此起彼伏，经久不息。鉴于形势所迫及巨大的压力，敌人终于让步了。一首《新囚徒歌》响彻了整个监狱：

    满腔热血练就将军作家

    谢良年幼时，因为家中贫寒，根本无钱读书。父母见他天资聪颖、好学，便东挪西凑地借钱让他读了两年书，最后又由于生活所迫不得不让他辍学。但谢良一直没有放弃学习文化的梦想，参加红军后也一直保持着学习文化的浓厚兴趣。尤其是看过毛泽东在他家乡所写的著名的《长冈乡调查》后，谢良更是“被文化人折服”，对学习文化更加情有独钟。于是，在战斗之余，谢良要么缠着别人教，要么拿着识字读本啃，甚至把生字贴在行军的斗笠上“学而时习之”。

    被关在新疆监狱后，谢良又想到了学习文化。在他看来，与敌人斗争不能光靠武力，还可以用笔鼓舞同志，用笔同敌人展开特殊的较量。为揭露敌人的恶行，记录同志们所进行的各种斗争，谢良还想到了写作。

    然而，就当时的文化水平，对谢良来说，写作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但他并没有气馁：“高尔基只读了五个月小学，我还比他多读了一年半呢，高尔基能行，我经过努力也一定能够做到。”从此，他在铁窗中，一字一句地啃，一页一本地读，不懂就问狱友。没有凳子，就用枕头放在地下当凳子;没有桌子，就利用土坑作桌子。牢房里的温度经常是零下八九度，手冻僵了，拿不稳书本和钢笔，他就两手捂在嘴上哈热气，哈一阵写—会儿，或者写几句就磨擦几下。由于光线太暗，谢良只好将书本贴着鼻梁看，眼睛看肿了就按摩几下，然后再看、再写，最后成了550度的近视眼。他先后自学了《哲学》《联共党史》《资本论》等著作及几十部史书、文艺小说，还利用《俄华字典》自学了俄文，光《哲学》就记了15万字的内容摘要和心得笔记，为以后的写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起初，谢良只能适应儿童的特点，写一些儿歌，让孩子们去唱。如他在《小八路坐牢》中写道：

    这件事说起来真好笑，小娃娃也要坐监牢。

    吃也吃不饱，睡也睡不好，锁上两重门儿不许跑。

    小姐妹小兄弟都争气，反对野蛮压迫，

    要求都回延安，快快长大，冲出监牢。

    接着，谢良开始长篇创作《在新疆女监狱中的斗争片断》。好不容易，足足3万字的监狱斗争纪实终于完稿，却被狱卒搜去烧掉。谢良为此气恼、心酸了很多天。但对敌人的痛恨，使他的思路更加清晰，写作更加流畅，第二稿很快又完成了。可是由于敌人闯进来搜查，谢良又只好忍痛将之烧为灰烬。如此再烧、再写，书稿内容一次比一次丰富、曲折、动人。第四稿完成后，难友们一个个争相传看。遗憾的是，第四稿最终也没能保存下来。1946年6月，经党中央的营救，谢良出狱返回延安途中，被胡宗南扣压了8天。为防止稿子被敌人搜去，谢良不得不烧毁了第四稿。

    但谢良并没有泄气，回到延安后，他利用工作之余，又夜以继日地写起了第五稿。1948年1月，这部历经坎坷的处女作终于在解放区的华北新华书店以原名《在新疆女监狱中的斗争片断》出版发行，得到了很好的反响。谢良第一次拿到稿酬，首先想到的是党的关怀，他把稿酬全部交了党费。同时，谢良还翻译出版了《军队战斗力的重要条件》等诸多论著。

    此后，谢良一发不可收拾，在紧张的军旅生活中，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写作。他先后出版了《边城女囚——抗日战争时期新疆迪化女牢中的斗争故事》《铁流后卫》《五颗红星》《独脚将军传奇》等7部小说和回忆录，还翻译了一本俄文专著，从而攻破了外国记者“中国老将军都是大老粗，不懂文艺”的谬论。其中《铁流后卫》一书曾一版再版，发行数十万册，甚至被译成俄文、朝鲜文，在军队和文艺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1980年，谢良被吸收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成为名副其实的将军作家，也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第一位将军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在审查谢良的入会资料时，发现在那厚厚一叠申报材料中，有一份显得特别有分量。“谢良，1915年4月生，江西兴国长冈乡塘石村人。1930年参加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连指导员、团、师政委。1955年授少将军衔。”

    1988年，谢良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91年11月28日，独脚将军谢良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