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倒地，扶还是不扶？这一本不是问题的问题，在21世纪的中国，却成为一道哈姆雷特式的难题。从2006年的“彭宇案”开始，到今年的“殷红彬案”、“许云鹤案”，这一道德命题加入法律因素后，变得面目斑驳，令人难以适从。9月6日，卫生部公布《老年人跌倒干预技术指南》，提出“不要急于扶起，要分情况进行处理”，来自行政部门的技术性指导出现后，话题不仅没有盖棺定论，反倒愈演愈烈。

西谚有云，“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面对“倒地老人无人扶”的法律和道德困境，也许最好的方法就是“法律的归法律，道德的归道德”。但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待国人重塑核心价值观念。

异哉扶人问题

8月26日，江苏南通汽运集团飞鹤快客分公司驾驶员殷红彬在行驶途中，看到前方一位老太被压在三轮车下，便下车去搀扶老人，后来却被老人和她的儿子诬告为肇事者。幸有大巴上的车载录像还原真相，殷红彬最终洗清冤屈。倒打一耙者道歉，助人者获得官方授予的“助人为乐好职工”荣誉。

道歉和荣誉或许在一定程度上能抚慰殷红彬受伤的心灵，但从舆论看来，公众的“受伤”，久久未能平息。大量新闻报道和网上跟帖似乎都在强化这样一个认知：不扶倒地的老人可能只受道德良心的谴责，而扶起倒地的老人则面临巨大的法律和经济风险。有人开始担忧：在这样的社会心理暗示下，谁来扶起下一个倒地的老人？

担忧很快变成残酷的现实。9月2日，距“殷红彬案”发生一周后，武汉市一位88岁的老大爷在菜场门口迎面摔倒后，围观者竟然无人敢上前搀扶。老人一个半小时后才被送医院救治，最终因鼻血堵塞呼吸道窒息死亡。

大成网日前发起的“看见路人被撞伤，你该怎么办？”调查显示，1.5万余名参与调查的网民中，有17.8%的网民选择“以后再也不去救助被撞的路人了”，23.8%的网民选择“想去帮忙救助，但是又害怕自己揽祸上身”，只有2.9%的网民选择“不管怎么样，还是要去立即救助”。

5年前“彭宇案”发生后，有人说该案让社会道德水平倒退了10年，那么如今退到了哪一年？

道德不是天生的

当然，不是所有的扶人者都是天使，倒地的老人都是恶魔。从几起相关案件的具体情况看，有的确实是做好事被诬告了，有的则是由误会造成的，有的“助人者”本身就是肇事者，理应承担责任。

道德不是天生的，总是社会生态的反映。综合分析，近年来之所以形成“老人倒地无人扶”的道德困境，不难看出三方面的潜在原因：司法机关处置欠妥、新闻媒体“倾向性介入”和地方有关部门应对不力。

首先，有的地方司法机关在处置此类纠纷案件时，缺乏必要的重视和经验，不乏欠妥之处。南京“彭宇案”、天津“许云鹤案”等等，或证据缺失，或真相不明，之所以引来巨大非议和公众的质疑，与法院判决表述方式、推断难以令人信服有很大关系。

其次，部分媒体“倾向性介入”，一定程度上误导了公众，对放大舆论负面效应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对类似事件，一些媒体在没有弄清楚事实真相的情况下竞相报道，动辄冠以“××地彭宇案”的标题，加剧了人们对当前社会道德缺失的担忧，陷入“不论是否真是诬告，一概谴责受助者一方”的怪圈。

地方有关部门反应不及时、应对欠妥当，也成为导致“小事件引发大热点”的重要因素。包括“彭宇案”在内的多起类似事件发生后，鲜见地方有关部门及时介入化解疑虑，没有充分认识到这类事件可能引发的社会问题，简单地采取冷处理等方式应对，错失良机，放任社会道德底线一再被突破。

社会齐努力

突破一条道德底线或许只需要几天，但重塑道德底线可能需要几年、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对于倒地老人扶与不扶的问题，需要的不是简单的道德批判，而是更多有针对性的举措，以及每个人的身体力行。

真相是一切力量的源泉。相关部门应深入调查，最大限度还原相关事件真相，并将结果公之于众，必要时可考虑使用测谎仪等科技手段。对涉及道德、公平等敏感问题的“影响性诉讼”，司法机关事先应作充分评估，对适用法律、判决文书等仔细推敲，审慎判决，详细阐释，避免因为判决本身存在的问题加重公众的信任危机，造成负面影响。

更重要的一点是，应探索完善相关保障制度，让受助者不能随意诬陷，让助人者不背思想包袱。受助者大多是弱势群体的老人，高额的医疗费和低水平的社会保障，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其诬告冲动。对此需要完善社会保障。但对那些恶意讹诈的行为，应予合乎法律的惩罚，遏制其侥幸心理。同时，也要通过科技、信息化等手段，采取必要的证据固定措施，让助人者能更科学、更放心地施救。

每个人都会变老，都有可能成为躺在地上的无助老人。在谴责不诚信者的同时，全社会都应该行动起来，各司其职，重建诚信体系，重塑助人为乐、和谐相处的价值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