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收到章士钊的书稿后，给章士钊的回信。

章士钊字行严，湖南长沙人。辛亥革命后曾历任广东军政府秘书长，在段祺瑞执政府中任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

章士钊早年在长沙时，与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是至交。1919年12月，重病中的杨昌济给在上海的章士钊写信，向他推荐毛泽东和蔡和森。毛泽东自此与章士钊相识。1920年，毛泽东为组织湖南青年赴欧洲勤工俭学，急需一笔经费，便找章士钊帮助。章士钊立即发动社会各界名流捐款，筹集了两万银元全数交给毛泽东。

1945年抗战胜利后，毛泽东赴重庆与国民党进行和谈。当和谈出现时僵局时，毛泽东曾找章士钊叙谈，问他对时局作何分析。章士钊在手掌中写了一个“走”字，并说：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他诚恳地谈了对当时形势的看法，认为蒋介石对和谈并无诚意，现在只是拖延时间，暗中准备内战，并且建议毛泽东趁蒋介石尚未准备就绪，迅速离开重庆，以防突变。毛泽东说：章行老真正是共产党的朋友，才能提出这样直言不讳的中肯意见。

解放战争后期，章士钊作为“上海和平代表团”代表及南京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非正式代表，为国共合作奔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政务院法制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等职。

1960年，章士钊开始撰写《柳文指要》，到1965年，完成初稿，上下两部近百万字。这是一部对柳宗元文集的专门研究著作。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收到章士钊的书稿后，给章士钊写了本片开头的这封信。信中说：“来信及指要下部，都已收到，已经读过一遍，还想读一遍。另有友人也想读。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但此事不能求之于世界观已经固定之老先生们，故不必改动。嗣后历史学者可能批评你这一点，请你要有精神准备，不怕人家批评。”毛泽东在另一封给别人的信中，曾称赞此书“颇有新义”，“大抵扬柳抑韩，翻二王、八司马之冤案，这是不错的”，“又辟桐城而颂阳湖，讥帖括而尊古义，亦有可取之处”。

1963年初，毛泽东同章士钊之女章含之谈到1920年章士钊为湖南革命运动筹款的往事，并诙谐地说：“现在有稿费可以‘还债’了。”章士钊听说后，让章含之转告毛泽东说：当初的银元是募集的，不是个人的钱，因而不能接受主席的还款。毛泽东对章含之说：“你们那位老人家我知道，一生无钱，又爱管闲事，散钱去帮助那许多人。他写给我的信多半是替别人解决问题。有的事政府解决不了，他自己掏腰包帮助了。我要是明说给他补助，他这位老先生的脾气我知道，是不会收的。所以我说还债。你就告诉他，我毛泽东说的，欠的账是无论如何要还的。这个钱是从我的稿酬中付的。”于是，从这一个开始，每年春节过后，毛泽东便派一位秘书送2000元钱到章士钊家里，一直送到1972年满两万元。1973年春节过后不久，毛泽东又向章含之问及此事，并说：“这个钱不能停，还要还‘利息’呢，五十年的利息我也算不清应该多少。就这样下去，行老只要健在，这个利息就是要还下去的。”

50年代，章士钊曾受命于毛泽东，赴香港建立与台湾的对话渠道，对祖国统一进行实质性的探索。

1972年初春，在一次会见中，毛泽东突然提到了章士钊希望去香港促成国共和谈的事。毛泽东说：“我们如果准备得好一点，是否可以在保证行老健康的条件下送他去香港。譬如说派个专机去？”遵照毛泽东的嘱托，章士钊于1973年5月登上了飞往香港的专机。到达香港的第二天，92岁高龄的章士钊就开始安排会见各方面的旧友。然而，由于频繁的活动、过度的劳累，章士钊病倒了。7月1日凌晨，章士钊带着未遂的心愿和遗憾永远离开了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