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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度论二曰：“父母名字悉达多（S.Siddhārtha， P. Siddhattha），秦言成利；得道时知一切诸法，是名为佛。”佛姓新称乔答摩（S. Gautama， P. Gotama），旧称瞿昙；因为他属于释迦（Sākya）族，人们又称他为释迦牟尼，此云能仁寂默——寂默故不住生死；能仁故不住涅槃。

翻译名义集：“佛陀（浮屠）。大论云。秦言知者。法华文句一曰：“西竺言佛陀，此言觉者、知者，对迷名知，对愚名觉。”^[1] 正如季羡林所说：“不知道”的对立面，就是“知道”。知道了，就是“大觉”，就是“佛”。^[2]

“佛教是无神论和理性的宗教。在很多方面，佛教与科学精神具有一致性。” 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院副教授蒋劲松说，“佛陀反对盲目崇拜权威，反对不加思考地接受任何理论。”宗教学专家也指出，历史上佛教从来没有反对过科学，不仅如此，历代僧人中有不少本身就是著名科学家或技术人才，如唐代的天文学家僧一行，与他人共同制造了观测天象的浑天铜仪、黄道游仪，也是世界上第一位测量子午线的人。^[4]

正如窥基法师在《因明入正理论疏》（简称《大疏》）中说：“因明者，唯源佛说，文广义散，备在众经。”《大疏》引《菩萨地持经》中所说：“菩萨求法，当于何求?当于一切五明处求。”五明处即内明处、因明处、医方明处、声明处和工巧明处。大乘中观宗的创始人龙树在《菩提资粮论》中说：救脱被杀者，自然增不减。善修明巧业，自学亦教他。

近代的佛教领袖太虚大师也如是开示："经云：菩萨于佛智当于何求？曰：当于五明处求。五明系印度古代科学，即声──文字、语言──、因──论理──、工巧──艺术──、医药、内──即哲学──。换言之，菩萨于佛智当于何求，即应言科学中求也。"^[5]

佛教认为人身难得。众生在无量劫的轮回中，获得人身的机会如“盲龟值木”，极为难得。对修学佛法来说，人身无八无暇、有十圆满，是学习佛法最好的善缘条件。无论我们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追求世间的幸福生活，还是修学佛法，追求出世间的解脱利益，都要依靠这极为难得的宝贵人身。

传印会长指出，佛教既反对杀生，也反对自杀，更倡导护生。对自杀行为，佛陀有明确的呵责和禁止：“汝等愚痴，所作非法！岂不闻我所说慈忍护念众生，而今云何不忆此法？”并制定戒律：“若自杀身，得偷罗遮罪。”因此，所谓“自焚不违背教规教义”的说法是完全没有根据的。^[6]

《中论》说：“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亦名是假名，亦是中道义”。又说：“未曾有一法，不从因缘生，是故一切法，无不是空者。”即一切事物都是因缘和合而生，既然是众缘所生，就是无自性的，就是空的。佛教认为，因缘不具备的时候，事物就消失了，这样的一种现象就是“空”。那么，什么是因缘呢？因者是主要的条件，缘者是辅助的条件，主要的条件和辅助的条件都不具备的时候，就没有事物的存在。因此，任何事物的存在都需要具备主因和辅因。当因缘具备的时候，事物就存在；因缘不具备的时候，事物就消失。

缘起论是般若思想的基础。般若重视“缘起”。《佛说造塔功德经》里有一个偈语：“诸法因缘生，我说是因缘；因缘尽故灭，我作如是说”。今天，我们不论站在什么立场上来看，这四句话都是对的，世界并不是神创造的，确实是由各种各样的因缘、条件聚合而成的，这是佛教的根本道理，也是般若最核心的思想。“缘起”是我们理解般若思想的一个重点。^[7] 可以说，佛教的缘起论即是无神论。

马克思、恩格斯对宗教（主要是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的论述颇多，但专门涉及佛教的甚少，发现的仅有两处。一处是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谈到的：“辩证思维——正因为它是以概念自身的性质的研究为前提——只有对于人才是可能的，并且只对于相对高级发展阶段上的人（佛教徒和希腊人）才是可能的。”这里，恩格斯明确肯定了佛教徒是“相对高级发展阶段上的人”，具有辩证思维。另一处则是马克思对于一部佛学专著的关切和评定。1861年5月10日，马克思在伦敦致信当时在曼彻斯特的恩格斯时提到：“在柏林还访问了弗里德里希·科本，发现他在柏林还访问了弗里德里希．科本发现他丝毫没有改变，只是发胖了，而且有点‘难看'，我和他在一起单独喝了两次酒，对我来说真是一大乐事。他赠送给我两卷他所著的《佛陀》── 一部很重要的著作。”

科本是德国的政论家、历史学家、史专家，著有《北六神话导论》、《弗里德里希大帝和他的反对者》等著作。马克思称为“很重要的著作”，《佛陀》一书，全名为《佛陀的宗教》，第一卷记述佛陀的生平与阐述南传佛教的纲要；第二卷阐述西藏的密宗。德国是西方国家中最早洞察佛教教义并明显赞美佛教的一个国家。科本《佛陀的宗教》是德国出版的第一部佛学专著。1848年（戊申年）9月1日恩格斯致科本的信中深情的写到：“马克思可能已经对您说了我们在那被驱逐出境的不眠之夜，常想起您，我可以肯定的说您是我们在柏林唯一怀念的人。”^[8]

大般涅槃经卷第二十、梵行品第八之六中有经文：“见佛性者。非众生也。”大般涅槃经卷第四、如来性品第四之一中佛说：“我已久住是大涅槃种种示现神通变化。于此三千大千世界百亿日月百亿阎浮提种种示现。如首楞严经中广说。我于三千大千世界或阎浮提示现涅槃。亦不毕竟取于涅槃。或阎浮提示入母胎令其父母生我子想。而我此身毕竟不从淫欲和合而得生也。我已久从无量劫来离于淫欲。我今此身即是法身。随顺世间示现入胎。善男子。此阎浮提林微尼园。示现从母摩耶而生。生已即能东行七步唱如是言：我于人天阿修罗中最尊、最上。父母人天见已惊喜生希有心。而诸人等谓是婴儿。而我此身无量劫来久离是法。如来身者即是法身。非是肉血筋脉骨髓之所成立。

随顺世间众生法故示为婴儿。南行七步示现：欲为无量众生作上福田。西行七步示现：生尽永断老死，是最后身。北行七步示现：已度诸有生死。东行七步示：为众生而作导首。四维七步示现：断灭种种烦恼、四魔种性。成于如来应正遍知。上行七步示现：不为不净之物之所染污，犹如虚空。下行七步示现：法雨灭地狱火。令彼众生受安隐乐。毁禁戒者示作霜雹。

我于阎浮提示现出家受具足戒，精勤修道。得须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罗汉果。众人皆谓是阿罗汉果易得不难。然我已于无量劫中成阿罗汉果。为欲度脱诸众生故，坐于道场菩提树下，以草为座，摧伏众魔。众皆谓我：始于道场菩提树下，降伏魔官。然我已于无量劫中久降伏已。为欲降伏刚强众生故现是化。

我又示现大小便利，出息入息。众皆谓我有大小便利、出息入息。然我是身，所得果报，悉无如是大小便利、出入息等。随顺世间故示如是。我又示现受人信施。然我是身都无饥渴。随顺世法故示如是。我又示同诸众生故，现有睡眠。然我已于无量劫中。具足无上深妙智慧远离三有。进止威仪。头痛、腹痛、背痛、木枪、洗足、洗手、洗面、漱口、嚼杨枝等。众皆谓我有如是事。然我此身都无此事。我足清净犹如莲花。口气净洁、如优钵罗香。一切众生谓我是人、我实非人。我又示现受粪扫衣，浣濯缝打。然我久已不须是衣。众人皆谓：罗睺罗者是我之子。输头檀王是我之父。摩耶夫人是我之母。处在世间受诸快乐。离如是事出家学道。众人复言：是王太子瞿昙大姓。远离世乐，求出世法。然我久离世间淫欲。如是等事悉是示现。一切众生咸谓是人，然我实非。^[9]

法界一界是佛教了义的世界观。每个人看到的世界是不同的，譬如数学家能如实看清几何体形状，有些人就是看一辈子也看不清；又譬如色盲的人无法看清色盲测试图。所以同一法界，不同的人所见是不同的。正如《佛说不增不减经》所开示：“舍利弗，一切愚痴凡夫不如实知一法界故，不如实见一法界故起邪见心，谓众生界增，众生界减。舍利弗，如来在世，我诸弟子不起此见。若我灭后过五百岁，多有众生愚无智慧，于佛法中虽除须发，服三法衣，现沙门像，然其内无沙门德行。如是等辈，实非沙门自谓沙门，非佛弟子谓佛弟子，而自说言：‘我是沙门真佛弟子。’如是等人起增减见。何以故？此诸众生以依如来不了义经，无慧眼故”^[10]

永嘉大师云：“圆顿教。没人情。有疑不决直须争。”和迷信违背科学者争，一定往生净土，诸佛菩萨必来迎，契合佛心故。譬如和上帝斗的布鲁诺菩萨。这就是我佛教的净土法门。菩萨行，净人间，与一切迷信者斗其乐无穷。正如《殊胜具戒经》所说：“尔时佛告诸善男子言。汝善男子。应共魔斗寻求圣位。若修行菩萨。成熟众生之时。先共邪魔斗战。令其变化相应善行。不求余师。是为法行！”^[11]

大士。仁今已造极猛恶业。欲害如是天人大师。是业若熟当于何受。时文殊师利告舍利弗言。如是大德如汝所说。我今唯能造作如是极重恶业。而实不知于何处受。然舍利弗。如吾见者。当若化人幻业熟时我如斯受。所以者何。彼幻化人无心分别无有念想。一切诸法皆幻化故。又舍利弗。我今问汝随汝意答。于意云何。如汝意者实见剑耶。舍利弗言不也。文殊师利曰。又定见彼恶业可得耶。舍利弗言不也。文殊师利曰。又定见彼受果报耶。舍利弗言不也。文殊师利言。如是舍利弗。彼剑既无复无业报。谁造斯业谁受报者。而反问我受报处乎。舍利弗言。大士。以何义故复如是说。文殊师利言。如我所见。实无有法业报熟者。所以者何。一切诸法无业无报。无业报熟故^[13]

尔时善住意天子。复白文殊师利言。大士。希有希有。今日乃能宣说如是甚深义处。我于大士以何报恩。文殊师利言。天子。汝莫报恩。善住意言。大士。我今云何得不报也。文殊师利言。天子。汝莫报恩。所以者何。天子。汝能如是不报恩者。即为报也。善住意言。大士。仁今宁可无报恩乎。文殊师利言。天子。如是如是。我不报恩亦非不报。善住意言。大士。仁以何义更作是说。文殊师利言。天子。凡愚之人造种种法。起种种见。行种种行。以作如是种种见行。是故念言我当报恩。天子。此非正行善男子也。其有正行善男子者。乃至无有少作。或作不作。彼终不言我念报恩。又复天子。不报恩者。如佛世尊宣说平等。谓一切法悉无所作。无有作处。皆入平等。无有转还。亦无超越。非自非他。无作不作。是故我为无报恩也^[13]

在中国除了熟悉的汉语系佛教、藏语系佛教、巴利语系佛教还有鲜为人知的回鹘语系佛教。除了印度诸语(首先是梵语，还有犍陀罗俗语)之外，把佛教由中亚向东亚推进的主力。他们对古突厥、回鹘人产生影响的时间都早于汉传佛教^[14]

佛教给予士大夫的不仅有超逸的处世态度，也有无私无畏的精神境界。突出自性的禅宗激发人自立自强，以佛禅心性论为主导，就会促生不惜牺牲的精神、不畏强权的坚定信念。再加上禅家讲随缘任运、处处是禅，那么又何必逃避社会责任呢？所以宋代大慧宗杲禅师就提倡以“忠义之心”入世，欲激励人们救国家于危难之中，很多士大夫因此与之交游。明末黄端伯是崇祯年进士，平素精修禅学，在清兵破南京城后面对威逼利诱不降被杀，他曾作偈曰：“觌面绝商量，独露金刚王。若问安生处，刀山是道场。”

清末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有深厚佛学修养，他的《仁学》一书，正体现出以佛法求世法、经世致用，积极入世的佛学思想。在他看来，佛教积极入世、普渡众生的精神与“孔孟救世之深心”是一致的。“度众生外无佛法”。谭嗣同最终因参加社会革命而慷慨就义，他是怀着佛教舍身救世的无畏精神慷慨赴死的 ——慈禧将光绪帝囚禁于瀛台，并下令搜捕维新派的时候。康有为、梁启超先后逃走。这时有人劝谭嗣同也赶快离开，但他态度十分镇静，回答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诚如梁启超所说：“然真学佛而真能赴以积极精神者，谭嗣同外，殆未易一二见焉。^[15-16]

一天早晨，弘一法师在承天寺食堂用餐，当食之际，禁不住潸然流涕，备极痛苦地对弟子们说：“吾人所吃的是中华之粟，所饮的是温陵（泉州古称）之水，身为佛子，此时此刻，不能共纾国难于万一，为释迦如来张点体面，自揣不如一只狗子，狗子尚能为主守门，吾人却一无所用，而犹腼颜受食，能无愧于心乎！”

弟子们听着法师的话，也都泣不成声，悲痛异常。在这之后，他每有开讲，座位后面的墙壁上，都挂起一幅由其亲手书写的中堂：“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后有跋语曰：“佛者，觉也。觉了真理，乃能誓舍身命，牺牲一切，勇猛精进，救护国家。是故救国必须念佛。”讲演中，又往往触景生情，感时伤乱，勉励佛教徒们对国家、对民族应有爱护的热忱。^[17]

1939年（己卯年）农历9月初一，时逢圆明讲堂莲池念佛会成立纪念之时，正当圆瑛大师在殿堂上供礼佛，日本宪兵突然包围了圆明讲堂，以抗日的罪名逮捕了圆瑛大师等人，押往上海北四川路日本宪兵怀念部进行刑讯，企图威逼圆瑛大师承认并声明抗日有罪。圆瑛法师大义懔然面对侵略者的刑具，毫不屈服，高声念佛。随后，日寇又将他押往南京的日本宪兵司令部，由日本的所谓佛学专家进行刑讯。这些专家被圆瑛大师高深的佛理驳得哑口无言。理屈词穷的日寇恼羞成怒，对圆瑛法师进行百般肉体折磨，每天都折磨至深夜不止，几度使其昏厥不省人事，企图迫其就范。但圆瑛大师已进入无我境界，他心系民众，深信自身的痛苦可以减免众生的痛苦。最后，日寇无计可施，又因圆瑛大师名播中外，众望所归，在日本也有很高的声誉，最后，只好将他释放。脱离虎口的圆瑛大师，仍然不改初衷，为抗敌救灾而奔走呼号。^[18]

佛陀示现涅槃后的数百年间，佛教传遍印度次大陆。原始佛教内部由于对教义的理解不同，发生分裂，进入部派佛教时期，主要分为上座部和大众部，南传佛教主要是上座部诸派，盛行于斯里兰卡，并传遍东南亚地区，后传入中国云南。

封建社会后期，汉地佛教衰落，戒律废驰，丛林破败，僧人无知，迷信盛行。近代以来，在杨文会等一批佛教界有识之士的带动下，佛教在各个方面得到一定的发展。抗日战争时期大批爱国僧人如著名佛教社会活动家太虚大师积极支持抗战，为争取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支持在全世界广为宣传，佛教界还在战地组织了僧侣救护队，为争取祖国自由独立做出了应有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汉传佛教界首先与全国人民一道参加了土地改革运动，废除了封建地主所有制及其它各种剥削制度，佛教事业日益发展。1952年11月成立了中国佛教协会筹备处，1953年（癸巳年）中国佛教协会在北京成立，圆瑛法师当选会长，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恢复和落实，使中国佛教获得新的发展。藏传佛教主要流行于西藏、云南、四川、青海、新疆、甘肃、内蒙古等省、自治区，藏族、蒙古族、裕固族、门巴族、珞巴族、土族群众普遍信仰。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西域、敦煌出土了为数极为丰富的古代回鹘文文献，其中绝大部分都是佛教内容。这些文献填补了历史记载上的许多空白，为古代回鹘佛教、历史、文学、语言的研究提供了前所未知的资料，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重视，涌现出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对回鹘佛教文献的研究可以说是20世纪西域古代佛教研究中成果最为辉煌的领域。在世纪之交对这些成果进行总结、回顾，具有继往开来的意义。^[21]

根据吐鲁番、哈密等地发现的回鹘文《弥勒会见记》的题跋，该文献是由吐火罗语翻译过来的。由吐鲁番出土文书推断，除了印度诸语（首先是梵语，还有犍陀罗俗语，印度贵霜皇朝时代梵语势力范围曾覆盖此地）之外，塞语和粟特语在回鹘西徙以前也都曾对塔里木盆地佛教的流传起过至关重要的作用。如同粟特人一样，吐火罗僧侣接过印度高僧传来的接力棒，把佛教进一步传给东方的突厥人。把佛教由中亚向东亚推进。他们对古突厥、回鹘人产生影响的时间都早于汉传佛教。^[21]

北传的佛教分陆路和海路两条线进行。陆路经西北印度和西域诸国古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印度大月氏贵霜皇朝等时代，其势力范围曾直接覆盖到西域诸地，与中国西部边境接壤），另一路由海路直接传入中国南方，如达摩，真谛等大祖师，均从海路直接来到中国在广州登陆后北上。

印度大陆的声闻佛教和菩萨乘佛教是同时传入东土的。除大乘经典外，中国现存的印度大陆各部派的声闻乘经典也很丰富。达摩祖师西来，曾赞叹“东土汉地，好一派大乘气象！”由于中华文化的社会环境和人文根性，汉传佛教主流为菩萨乘佛教（又称大乘佛教），声闻佛教在汉地一直不如菩萨乘佛教被接受和流行，尤其到后代，“汉传佛教”几乎成了大乘佛教的代名词。由于汉传佛教所使用的语言是以汉语为主，故也称为“汉语系佛教”。

公元前后，佛教就已正式传入中国。与印度的文化传统不同，佛教一传入中国即开始的佛典翻译事业，是以皇室官方组织高僧，严谨制度下的书面系统翻译。随着汉明帝打开官方迎请佛教的大门，随后数百年间，天竺西域与中原两地传经、取经之高僧络绎不绝，如鸠摩罗什、真谛、法显等祖师菩萨。到了唐朝的玄奘法师遍参天竺数十国取经，并在大小乘各派均取得最高成就圆满归唐后，印度佛教大小乘各部派的主要经典之后都渐翻译到了汉地。此时的东土，各大宗派纷纷成熟，高僧辈出，证者无数，从教理研释证悟到民间百姓的广泛传弘，大乘佛教在中国的辉煌实践与隋唐盛世交相辉映。世界佛教的中心也渐转移到了中国，并进而传播影响到日本、韩国、越南、新加坡及我国的西藏等地。佛教至此成为世界性宗教。而印度佛教此后则日趋没落而消亡了。中国翻译收藏的佛教典藏是最全面、系统和完整的。

藏传佛教的戒律体系是真实的佛教体系，比丘、比丘尼、居士瑜伽士等戒律一应俱全。藏传佛教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在藏族地区形成和经藏族地区传播并影响其他地区（如蒙古、锡金、不丹等地）的佛教；二是指用藏文、藏语传播的佛教，如蒙古、纳西、裕固、土族等民族即使有自己的语言或文字，但讲授、辩理、念诵和写作仍用藏语和藏文，故又称“藏语系佛教”。

上座部佛教，巴利语Theravàda。thera，意为长老，上座；vàda，意为说，论，学说，学派，宗派，部派。上座部佛教又称南传佛教、巴利语系佛教。我国云南傣族等少数民族佛教，属巴利语系，亦即南传的上座部佛教，但是也有自己的民族特色；它和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在教义上有很大的不同。参考：傣族佛教。

如何看待宗教和文化的关系，这是每一个民族在发展文化过程中必然会遇到的问题。佛教对中国文化产生过很大影响和作用，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灿烂辉煌的佛教文化遗产。例如，我国古代建筑保存最多的是佛教寺塔，现存的河南嵩山嵩岳寺砖塔，山西五台山南禅寺、佛光寺的唐代木构建筑，应县大木塔，福建泉州开元寺的石造东、西塔等，都是研究我国古代建筑史的宝贵实物。许多佛教建筑已成为我国各地风景轮廓线突出的标志。在一片郁郁葱葱之中，掩映着红墙青瓦、宝殿琼阁。精巧的佛教建筑为万里锦绣江山平添了无限春色。敦煌、云冈、龙门等石窟则作为古代雕刻美术的宝库举世闻名，它吸收了键陀罗和印度的特点而发展成为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的造像艺术，是我国伟大的文化遗产。

佛教还为中国文化带来了新的意境、新的文体、新的命意遣词方法。数千卷由梵文翻译过来的经典本身就是伟大富丽的文学作品。马鸣的《佛所行赞》带来了长篇叙事诗的典范；《法华》、《维摩》、《百喻》诸经鼓舞了晋唐小说的创作；般若和禅宗思想影响了陶渊明、王维、白居易、苏轼的诗歌。变文、俗讲和禅师的语录体都和中国俗文学有着很深的关系。

佛经中的动人故事常常成为艺术家们绘画的题材，曹不兴、顾恺之、张僧既、展子虔、阎立本、吴道子等历代名画家皆以擅长佛画而传世。中国画学中由王维一派的文人画而发展到宋元以后盛行的写意画，则与禅宗思想有关。由此可见佛教对绘画艺术所起的作用。至于音乐方面，公元3世纪，中国己有梵呗的流行。唐代音乐又吸收了天竺乐、龟兹乐、安国乐等来自佛教国家的音乐，唐代音乐至今还有少部分保存在某些佛教寺庙中。^[22]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中，历史最悠久的。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以后，千余年来一直是中国人民的主要信仰之一，其间经历代高僧大德的弘扬提倡，许多帝王卿相、饱学之士也都加入这个行列，终于使佛教深入社会各个阶层。而佛教的哲理部份则与儒、道等相结合、相融会、相激荡，然后汇入了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的大海里，形成了中华文化的主流之一，为中华文化放射出灿烂辉煌的光芒。文化的内容极其广泛，项目极其繁多，凡人类从野蛮进化到文明的一切总成绩，都可以叫文化。

1975年6月，毛泽东在会见一位外国共产党领导人时强调说：各国革命要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不要照抄中国。接着，他以佛教为例，援引鸠摩罗什的话说：“学我者病。”鸠摩罗什是外国人，会讲中国话，翻译了许多佛经。这就是要自己想一想。马克思说，他们的学说只是指南，而不是教条。五分中：“虽我所制，余方不行者，不得行之。谓俗王为僧立制，不依经本也。非我所制，余方为清净者，不得不行。即依王法而用，不得不依。”结合中国具体国情或结合不同民族之具体情况所建立的佛教，正是此佛戒义。无怪乎，马克思、恩格斯说佛法是辩证法。纳丹（新加坡总统）：“我对于所有宗教，最尊重的是佛教，佛教重实质不重形式。”

赵朴初这样说：“胡适当年写《中国哲学史》半途辍笔，就是因为当时不懂佛学写不下去了。我国当代著名的史学家范文澜早年曾对佛教文化采取过虚无主义态度，但到了晚年却开始系统地钻研佛经，表示自己需要补课。这位史学家对人说，在中国历史上，佛教和文化关系如此之深，不懂佛学就不懂中国文化。可是人们还是不重视研究佛教，把它看成粗俗的宗教迷信。例如对玄奘这个中国历史上伟大的翻译家、旅行家、语言家和佛学大师，在西方学者的世界史著作中都给他留下了应有的篇章。在印度他的名字更是家喻户晓，印度前总理尼赫鲁把他尊为历史上的四大伟人之一。但在中国，人们反而只知《西游记》里的唐僧，不知中国文化史上的玄奘。更有甚者，有人还把佛教文化，这笔宝贵的文化遗产单纯地当作生财之道，发生了许多不该发生的事情，授人以中国不尊重文化的话柄。许多人虽然否定佛教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可是他一张嘴说话其实就包含着佛教成分。语言是一种最普通最直接的文化，我们中国汉语的大量用语，如世界、如实、实际、平等、现行、刹那、清规戒律、相对、绝对、觉悟、意识、忽然等等都来自佛教语汇。如果真要彻底摒弃佛教文化的话，恐怕他们连话都说不周全了。”

（梁启超先生曾统计日本人所编的《佛教大辞典》，共收有“三万五千余语”汉语佛教词汇，佛教词汇不仅占据汉语词汇一个大部分，还大量包括了高端的行而上的词汇，从广度和深度上大大拓展了中国文化。可以说，没有博大精深，灿烂缤纷的佛教词汇充实，就没有中国汉语文化的成熟）。因此，今天在制订文化发展战略时应该提出认真研究佛教文化精华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