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是20世纪中国所发生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变。辛亥革命时期那一代仁人志士是值得后人永远铭记在心的。他们具有强烈的时代紧迫感与历史责任感,自觉地肩负祖国的安危,以天下兴亡为己任。多少人背井离乡,抛妻别子,牺牲个人家庭幸福,追求祖国独立富强。即使是远涉重洋,去国万里,他们也是日日夜夜关注民族的命运,时时刻刻倾听祖国的呼唤。他们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先进文明,却没有迷恋于资本主义的花花世界,他们的事业与生命都是与祖国的命运融为一体的。我的祖父陶德琨就是如此。

一

1905年8月20日,以孙中山为总理的“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在日留学的刘耀是第一批“同盟会”会员。刘耀参加“同盟会”后,改名刘公。
1906年5月,黄兴给孙中山来信说,湖南萍醴地区正在酝酿一次起义,要求派一批留学生回国协助。11月,刘公被秘密派回国内。他先到达长沙黄兴处,然后化名刘湘,赶往浏阳,途中得知起义失败的消息,并见绿营兵到处捉拿革命党,便又返回。黄兴得到消息,即令党人迅速转移,并派人护送刘公回鄂。刘公回到湖北后,联络、发展了一批革命同志。
1907年2月,刘公到日本东京的“同盟会”总部,向孙中山汇报了湖北的情况。因清廷已令驻日公使杨枢向日方交涉,3月4日,孙中山离开日本去了南洋。
孙中山离日后,黄兴随后也离开日本。1907年9月,一部分同盟会员和旅日学生在东京成立了共进会。发起人为湖北的刘公、居正、彭汉遗、孙武、杨时杰、郑江灏；湖南的焦达峰、杨晋康；四川的张伯祥、何枢垣、吴香墀、郭襄臣、喻培伦；贵州的王武；云南的吕志伊；安徽的方汉城；浙江的傅梦豪；广东的聂荆、孙光庭、陈兆民；广西的刘玉山等；江西的邓文等。其理由以同盟会缓不济急,须另组实行团体,联合内地会党,即日起事。但仍以同盟会宗旨为宗旨,同盟会总理为总理。在共进会成立会上,推张伯祥为会长。
1908年间,张伯祥、孙武、焦达峰、聂荆、刘玉山等人先后从日本回国,分头到各自省活动。邓文继任会长。孙武、焦达峰启程时,会中同志在富士酒楼设宴饯行,邓文以诗送别。不久,邓亦回国。所遗会长职务,由刘公继任。
共进会各成员为了实践诺言,都纷纷回国实行革命。1910年秋,刘公携十八星旗及革命文件也离日回国。
在陶德琨归国之前,姑表兄刘公已经在武汉设立了秘密机关多处,为联络军学各界之所,计划有关起义的各项准备。他先在武昌城内楚雄楼租了一栋大房子,用他叔父刘子灵的官衔,以“度支部郎中刘公馆”的大红纸条张贴在大门口,借以掩护屋里的机密工作；又在汉口俄租界汉兴里租了一栋楼房,为自己的住所；并请他忠实的同志邓玉麟在武昌城内的军营附近、黄土坡下面,开设了一个“同兴酒楼”,专为联络新军士兵和军界的同志。
藩署财政顾问官虽系一虚名,陶德琨却因此获得居住黄土坡半坡一幢花园洋房之权。该洋房原为鄂督张之洞为武备学堂德国军事教官修建的住所,有十余间宽大楼房,院内花木繁茂,幽静宜人。表兄刘公见他归国,定居在这里,乃十分高兴,连日找他共商大计。此后,这里亦成为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的一处秘密策划场所。刘公、孙武、潘善伯等常来此商谈机要。
湖北革命团体的经费开支,大多靠自己筹集。这些革命志士为了筹措经费,可谓煞费苦心。居正、焦达峰、孙武、邓玉麟、黎先城、周文海等人,曾经去居正老家广济的庙里盗金菩萨。得手后,由周文海背着先走,其余的人断后。不料途中遭遇蕲州捕快,焦达峰以为盗佛的事被发现,只得将金佛弃于田中而去。湖南同志邹永成来鄂,见革命活动经费紧张,便说他的婶母住在武昌八卦井,家里藏有许多金银首饰,如能想办法取之,可充革命之用。众以为然,便由邓玉麟托三十一标军医江正兰配了迷药。邹永成买了瓶好酒,将药下在里面,骗他的婶母说:“侄儿要远行,特来与婶婶话别。”两人在屋里吃酒,孙武、邓玉麟则在外面等候。许久,邹婶母依然谈笑自若。邹永成出来对邓玉麟说:“药不灵,碍事。”此计无效,邹永成又将婶母的幼子邹安众骗到汉口,非要婶母拿钱来赎,好不容易才得了800块钱。这些钱如杯水车薪,不能解决革命经费的大问题。况且,他们本人的生活也陷入困境,如邓玉麟、孙武和焦达峰把衣服都典当了,天天饿肚子,以至于想有个面包吃吃都得不到。他们三人,每人仅一身短衣,长衫只有一件,是公共用品,谁出门办事谁穿,汗衫在睡觉时脱下,由孙武的夫人连夜浆洗,日出晒干,才能起身出门。
湖北的革命党人惨淡经营,无法解决革命的活动经费问题。而刘公身上的钱也用光了,眼看年关逼近,便来找表弟陶德琨想办法。
陶德琨想出了一个计谋。留学美国八年,陶德琨尚未回家。春节之际,陶德琨回襄阳省亲,借到姑母处拜年的机会,向姑父刘子敬打打主意。
刘子敬以武举人的身份,在家中教了一些武学,爱驰马试剑。他因继承其先父刘荣达的遗产甚丰,可算是襄阳县的一个大富翁。但是,他对于钱财不厌其多,总乐于和人谈致富之术。
陶德琨年幼的时候,在诸表兄弟中就被姑父刘子敬认为是一个最可爱的孩子,见了面,总是喜欢和他说话,他也最能了解这位姑父的性格。这次相隔十年,才得以重聚,而且因他刚从美国留学归来,更乐于同他叙谈。刘子敬详细问到欧美各国的种种风情概况,以及国内目前的若干问题,并且由此谈到他对子女辈的展望等等,似乎想同这个喜爱的内侄有所商量。
如此一来,正中陶德琨下怀。他当然绝口不谈革命,只是投其所好,谈些“升官发财”的办法。故意曲解《四书》上所谓“生财有大道”的学说,进言道:农工劳苦而获利甚少,商贾风险大而致富亦不易,未若出钱捐官,既风光体面,又一本万利,才是生财之“大道”。
刘老先生大觉有理,连忙问计。陶德琨说:“清政府坏到了极点,尽量设法吸取人民的财富,规定人民可以拿钱买官做,做了官就可以发财；官做得越大,可以发的财就越多。若能有几万两纹银,捐个‘道台’,便可当大事,坐大轿,称‘大人’。那时,一呼百应,威风凛凛,那白花花的银子还怕不送上门来吗？所以,‘生财有大道’之学说,总算最符合现时中国社会的真实情况了。”
两人不禁因之大笑一场。陶德琨见时机已到,立即再进一言道:“仲文表兄留学日本多年,经纶满腹,只是眼下时运不济,苦未得售；您老人家只要拿出两万两银子,给表兄捐个道台,还怕仲文兄不飞黄腾达,青云直上？”
刘老先生虽然有钱,但是他的钱是不肯轻易拿出来的,哪知听了陶德琨的这番谈论后,竟慷慨应允。隔不几日,便将纹银二万两汇至汉口,并托陶德琨代办一应事务。
刘公得知消息后大喜,盛赞表弟一段绝妙辞令,居然将老头子的思想彻底打通了。几天后,即与陶德琨同行,到了汉口,将银子取出,拿出一万两银子开销革命活动之急需,另一万两银票仍交陶德琨保存。
刘公拿到这笔钱,将他在汉口汉兴里的住所、在武昌雄楚楼的公馆、黄土坡下面的同心酒楼,以及由他联系的武汉各秘密机关和各位同志等应支付的费用一一安排,大家自然都能随心所欲,放手进行各项工作。
为加紧起义的准备工作,湖北的两大革命团体“共进会”和“文学社”分别积极在新军内发展组织,相互之间常有矛盾,给革命运动的进展带来许多副作用。共进会原出于同盟会,文学社亦服膺同盟会的革命纲领,虽分两派,实属一体。对双方均具有好感的同志,看到这种现象,便力图促进彼此的合作。刘公、蒋翊武等双方的领导人也都意识到了合作的必要性,做了许多努力。至1911年秋,各派组织之联合,为武昌起义奠定了基础。
交秋以后,因人多口杂,种种秘密情况不免有所外露。这时,朝廷御派的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端方路过武昌,将鄂省的新军调了一部分随带入川。革命党人便趁此武汉空虚的机会,急谋发动起义。

二

    1911年9月24日,文学社、共进会召开联合大会,各标营党人代表均参加。通过“人事草案”和“起义计划”,决定于10月6日（农历八月十五）举行起义,军事总指挥为蒋翊武,参谋长为孙武,总理为刘公。
会议以后,由于机密外泄,“八月十五杀鞑子”、革命党人“中秋起事”之说,传遍武汉三镇,甚至小报上还作为消息刊登出来,引起清吏警惕。
9月28日,湖南党人焦达峰函告武昌起义指挥部,10月6日起义湖南准备未足,请延期10天。起义指挥部决定10月16日湘鄂两省同时发难。
10月9日下午,孙武在汉口宝善里机关配制炸药失事,机关暴露,俄巡捕抄获党人名册、旗帜、印信等物,并拘捕刘同等6人,随即引渡湖北当局。李作栋等把孙武送去医院,刘公等人走脱。
刘公将孙武转移出医院,又派邓玉麟过江报告宝善里机关出事情况,蒋翊武在周日早晨已赶回武昌小朝街军事指挥部。得知刘公要求立即起义的通知,傍晚,蒋翊武就下达了起义命令,以当夜12点南湖炮队炮声为号,晚10时,向城内各军营革命党人通知完毕。晚10时余,大批清军警破坏小朝街机关,刘复基、彭楚藩等6人被捕,蒋翊武逃出城外。当晚党人机关被破坏多处,杨洪胜等40余人被捕。由于当时交通极不便利,邓玉麟传信至城外炮队,因时太晚,士兵入睡,难以集合,10月9日晚12点发难的计划未果。
10月10日天还没亮,忽然有学生数人来到陶德琨的花园楼房,请他赶快起床。原来,夜间清军警破坏小朝街党人的军事指挥机关时,亦将街上的两所学生宿舍围抄,并捕去学生数十名,连陶德琨的堂六弟陶德玮及他的亲友,青年时跟他读书的王可伯、朱介之等数人,统被捕去。
学生们请他赶快设法营救。早晨6点左右,陶德琨赶到学务公所,找提学使王寿彭。仆人说:提学使不在署衙,昨晚上没回来。他又赶到度支公所,找藩台连甲。仆人也说:藩台昨晚上没回来。
陶德琨知道出大事了,立即赶往督院。一路上,他更为担心的是党人的安危。襄阳府同乡在武汉任职的有数十人,原来说好八月十五中秋节（公历10月6日）上他家假借聚餐来商量起义大事,可直到饭后散的时候,刘公和善伯两人都没到。这两天也不见他俩的踪影,莫非起义提早发动了？但稍一想,又不对,夜里没听到枪炮声,党人是不会束手就擒的。
陶德琨赶到辕门外,见有很多军人架着机关枪如临大敌。因他是府内职员,得以进入。先到总文案处,室内竟寂无一人,他只好往会议厅去看看。不料会议厅此时正门紧闭,有武士多人荷枪守卫,不准开门。他便由走廊绕到花园后门,进入会议厅内。厅为五大间,环坐了十几个人,均是省中权要,除瑞澂总督外,所有司、道等大员均静坐在里面。见他到来,这些人只向他微微点头,不像往日开会时都爱和他说话那种情形。厅的正中前一半用板隔断,督练公所的总办旗人铁忠及武昌府的知府旗人双寿正在内间问案,所审问的便是夜里捕得的革命党人。由大厅窗户外望,看见厅旁绑了许多学生,连他的堂六弟陶德玮和姑表弟刘同均在内。厅中东窗下,坐有高凌先生。陶德琨与高有十多年的师生关系,感情甚好,便走到高旁边坐下,和高低声细谈,告诉高说:“我有舍弟和学生数人被捕,应该用如何营救的手续？”此时,陶更重要的是想把革命党人刘同（刘公之弟）等6人一起救出来。高当即细声地说:“此案正在审讯中,待审讯完毕,看案情如何,始能决定营救的办法。”
陶德琨清早没有吃饭就出门了,这时已是中午,既饿又十分疲劳,便走出督院,回到家中吃饭休息。
10月10日上午,党人张廷辅在军营操场被捕；当日被捕者又有十多人。湖北当局下令军营官兵一律不得出营,并晓谕党人自首。
10月10日晚上6点多钟,城外清军混成协辎重营燃火发难；晚上8点左右,城内熊秉坤率领工程营党人鸣枪起事,占领楚望台军械库,武昌起义爆发。其他起义军队纷纷响应、参战,经过一夜激战,革命党人占领武昌全城。湖广总督瑞澂逃走。这是刘公根据当时突然出现的紧急情况当机立断,要求提前起义的结果。比第二次决定的10月16日提前6天。这亦是历史记载的双十节,中华民国国庆日也随着刘公的决定而定格在10月10日。
夜晚8点多钟,陶德琨听见城外三声炮响,继而又见城内一处冒起了火光。这正符合他们早先制定的起义预约计划:即城外一有炮声,城内举火为号以应之。城外三声炮响是炮八标放的,意在提醒观望者即刻行动。
约在半夜时分,陶德琨就看到一批一批的军队经过他的大门口,拖着大炮,吭咔吭咔地由黄土坡上往下直奔,并大声叫喊:“拖到阅马场,上蛇山,向制台衙门开炮！”他的住所距阅马场不过千百步,楼上卧室的东南两面窗户都对着蛇山。天放微光时,他即望见蛇山上竖着共进会的十八星大旗,并听到了向总督府开炮的隆隆炮声,而外面却没听到激烈的枪声。他当时便判断,敌人未必能够作出有组织的抵抗。他一夜没睡,和家人们烧了很多开水,准备在大门外置茶水缸一口,为经过的起义将士和同志们作解渴之需要。等候到中午,不见有人来传递消息（他尚不知道孙武配制炸药时,已被烧伤；刘公此时还在汉口,均被长江阻隔,未能到武昌）。
午饭后,陶德琨便带了住在家里的亲友邱国翰、冯开、傅立相等人,叫他们都在左膀系上白布,出外由黄土坡下走向阅马场,到咨议局去检查和了解情况。他在咨议局内一个贴有“临时制旗组”字样的大房间内,参与指导百十个裁缝赶制十八星的革命旗帜。
10月12日,汉口新军党人起义,占领汉口。刘公终于可以渡江了,下午来到鄂军政府。党人们都很高兴,一致推他主持“谋略处”工作。接着,刘公来陶德琨家,共进会机关也随之由汉口的汉兴里迁至武昌黄土坡陶家的花园洋房。此后的二十天里,革命党人的多种政治、外交、理财、民事问题的决策,都是聚集在这里开会,经刘公、陶德琨同代表们筹商得以作出的。
刘公向陶德琨讲述了这几天的各种情况,并说现时最感无人办事之苦,表弟与咨议局有密切关系,务望将局中能办事的人推荐几位出来,以便共襄大业。
陶德琨考虑了一番,心想:自己与咨议局的关系虽然只有几个月,但觉得其中几个常相往来的主要人物,他们的能力都高于自己,而且都是写作高手,熟于公务的人才。于是,他推荐了汤化龙（咨议局议长）、张国溶（咨议局副议长兼汉口商业学堂的监督）、胡瑞霖三人。
刘公当即派人去邀请汤化龙,没能找到。陶德琨便亲自去找,在时象晋家中找到了。时象晋是陶德琨经心书院老同学时功玖的父亲。陶德琨知道汤化龙是立宪主义者,与革命党人的意见不合,尚无往来；只因刘公和自己的亲密关系,恳切要求急速推荐能办事的人才,因而力劝他出来共同建国,主持大计,并预言将推举他为民政长。1917年,汤化龙果然做了段祺瑞政府的内务总长,也相当于民政长了。从这点上来说,陶德琨的眼光还是挺准的。
汤化龙出来后,见军政府中只有军令、军务、参谋三部,他就添了一个政事部,在政事部下分设外交、内务、财政、司法、交通、文书、编制七局。汤化龙自任政事部长,七局则以黄中恺任外交,舒礼鉴任内务,胡瑞霖任财政,陈登山任司法,马刚侯任交通,阮毓崧任文书,张国溶任编制。由于刘公、陶德琨等人共同努力,起义后第一个雏形的责任内阁很快形成,他们又共同邀请陶德琨担任造币厂总理。
陶德琨怀着对武昌革命成功的喜悦和对未来中国的憧憬,在造币厂设计、铸造出一种十八星旗的铜币和一种孙中山头像的银币（均为样币）。
政事部属下各局于10月17日发表后,因为其中没有一个局长是参加首义的同志,引起了众党人的不满,纷纷聚议,都认为汤化龙心怀叵测,中有诡计:如果革命能够成功,他可以独揽大权；万一革命失败,清政府打回来,他也可假以“保境安民”为词,减免他“革命造**”的罪责。
鄂军政府设在阅马场的原省咨议局,离黄土坡半山陶德琨家的花园楼房不远,因此,刘公就住在陶德琨家。10月25日,谢石钦到这里找刘公,商筹修改章程。原章程是将都督府与政事部并立,政事部设七局。修改的章程将政事部取消,晋各局为部,同隶属于都督府下。
当晚,刘公、孙武、张振武等在抱冰堂召集开会,宣布修改章程,另行推举各部的正副部长。汤化龙在会场中颇现不安之状,起立发言,以毛遂自荐方式,愿意承当编制部部长一职。众人推举陶德琨为理财部正部长,陶德琨力辞,说自己是个初出学校大门的青年人,不谙行政手续,乃转推荐胡瑞霖为理财部正部长,而他愿任副部长以助理部务,仍兼造币厂总理。陶德琨另推荐冯开为内务部正部长,傅之相为交通部副部长。其他各部的正副部长,经大家推举,一一讨论通过,并决定令各部长于次日一律就职。
按照同盟会和共进会的规定,某一省的主盟人即为起义后的大都督。共进会、文学社联合会议推刘公为总理；军政府成立时,他因后至,未任都督一职,而其声望又在众人之上。党内许多同志,特别是襄阳、郧阳人士都为刘公鸣不平。军政府鉴于刘公的特殊地位,于是因人设事,特设一监察处,推刘公任总监察。
总监察处的成立,固有监督黎元洪的意义,但军政大权已为都督所掌握,虽然总监察有假托全国大总统亲任之名,已无法改变都督专权的现实。

三

都督府开会时讨论要组织一个约法起草委员会。当时推刘公、胡瑛、居正、陶德琨、王正廷、汤化龙、陶凤集七人为约法起草委员,并以刘公为主席。因刘公与王正廷均住在陶德琨家,就以陶德琨为召集人,就便在他家开会数次,议决了章、条、原则后,由主席商请编制部长汤化龙主稿,编成了一部《中华民国鄂州临时约法草案》——这是我国在推翻清朝统治后迅速制定出第一部带有资产阶级性质宪法的约法,说明陶德琨、刘公等人具有非常高的政治素养和非凡的能力。
现在许多著作、文章里,都把宋教仁列入起草委员,并说草稿出自宋教仁之手,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就拿比较权威的《辛亥武昌首义史》来说,这本书的“大事略表”上写着:“本月（10月）,武昌军政府公布《鄂州约法》。”同样也写着:“10月28日,黄兴、宋教仁等乘轮抵武昌。”就算《鄂州约法》是10月的最后一天31日公布的吧,也只在宋教仁到武昌的两天后。宋教仁于两天中就编出了一部《鄂州约法》,令人难以置信。该书在《鄂州约法》一节中又写着:“《中华民国鄂州临时约法草案》,首义同志集议,为宋教仁所起草。”这更是自相矛盾了,组织约法委员会时,宋教仁根本就不在武昌,怎么会请他起草呢？
陶德琨曾亲眼看见过:汤化龙用黎元洪的名义劝萨镇冰、张彪弃暗投明的函稿,及布告全国劝各省从速揭竿起义,共建奇勋的通电和其他布告,都是叙事详明,说理深透的文章。其笔墨优良的程度,实为一般文牍司员所不能企及的。但是,汤化龙确实是一个具有野心的政客,总爱用阴谋手段取得权力。当时革命党人多不注意行政方面的精密组织,都督府中秘书事务,当初没有公议推选秘书长。汤化龙用了他的亲信多人为秘书,他本人则擅自以秘书长自任,每每以私意处理重要公务。例如:当南京创设临时参议院,通知湖北省选派两人为代表时,汤化龙竟指派他的亲信张国溶和马鸣骞两人充任代表。正在整理行装领取路费准备起程时,革命党人闻知情况,大闹起来,当即召开会议,公决将汤化龙私派的两人撤销,共同推举刘成禺和时象晋两人前往南京担任湖北代表。
陶德琨自海外归来不久,不知道汤化龙以前在湖北的行状。两人没有一面之交时,汤化龙竟推荐他做省咨议局的代表参加上层省政府会议。陶德琨的许多老同学说:“汤想利用一个西洋留学生,以增加他们的声势。”
其实,陶德琨是绝不会被他利用的,他只不过是钦佩汤、胡二人的才能,而尚不了解他们的品德。他介绍汤、张、胡三人来参加军政府的工作,自始至终完全出于公心,却没料及他们在短短的工作期内,竟会做出那么多阴谋行为。陶德琨曾坦然地说:“我应负援引失察之责。”
从10月17日公布政事部各局,到10月25日晚在抱冰堂召开会议将汤化龙的政事部取消,其间不过一个星期。连预定要举他为民政长的计划,也一同取消了。有些有关辛亥革命的刊物,对于武昌首义时事的记载,大都说汤化龙被推举为民政长,并于开会时如何如何发言等等,俨然将汤化龙说成一个武昌首义时极重要的大人物。这种传说,其实是完全错误的。
陶德琨既不因汤化龙等人的种种倒行逆施而否认他们的才干,也不因自己出于公心推荐他们,而不勇于担当失察的责任。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值得陶氏后人们学习。还有一件事情,更能看出陶德琨的宅心仁厚,可以作为陶氏后人们为人处世的榜样:有一天晚上,在都督府开会的时候,军务部长孙武于主席台后面与陶德琨密商,准备当夜散会后,令人将汤化龙与胡瑞霖两人击毙于归途中。陶德琨极力劝阻,举出太平天国在天京城内互相残杀,致令功败垂成、同归于尽的往事为戒,并且说:“我介绍他们来,我也有法安排他们走,但是,必须令他们平安退出,也要顾全大局,免遭他们乘机报复的后果。”次日,陶德琨就找老朋友李书城商量,要他赶快推荐汤化龙到黄克强处作秘书长。汤化龙因此而赶赴南京,到黄兴的幕僚中去了。胡瑞霖原来就与汤化龙形影不离,11月24日即以赴南洋募集公债为名,匆匆领了一大笔旅费,追踪到上海与汤化龙会合去了。1918年,汤化龙还是被国民党人王昌击毙于加拿大维多利亚中华会馆。

四

自汉阳失守后,黎元洪心里一直忐忑不安,惟恐清军攻入武昌。11月28日,他企图逃跑,被范腾霄发现,报告张振武。张振武等人面斥黎元洪,并派人监视他。30日,都督府中炮起火,傍晚时分,黎元洪又乘机率亲信秘密出走,逃至葛店。因葛店在武昌下游,可以停泊小型军舰,他准备一旦武昌失守,便携带60万两现银乘军舰逃往南京。在黎元洪仓皇逃走的同时,军务部长孙武也自行出城“办公”。
在这紧要关头,军政府革命党人刘公、蒋翊武、张振武、蔡济民、徐万年、邓玉麟召开紧急会议,公推刘公主持大局。刘公表示一定要和武昌共存亡,即以总监察名义督率军队,命王安澜组织奋勇军竭力守卫武昌,并发布安民告示,使城内居民人心渐趋安定。
去城外“办公”的孙武,不久也返回武昌,得知刘公暂代都督之职后,立即表示反对。他说:“我只认黎督,不知其他！”
刘公以团结为重,对他未加理会。之后,孙武又借故与刘公为难,使刘公非常恼火。经党人从中调解,刘公终以大局为重,不予计较。但孙武仍不听劝告,不但未帮上忙,反而造成部分同志思想混乱。
当时军政府正处于枪林弹雨之中,敌方的炮弹在前院后院不断炸响,军政府机关的办公人员有些被吓跑。交通部有人欲将该部迁往葛店,惟有陶德琨推荐的副部长傅立相抱定不迁主义,与之力争,但势单力薄,急请总监察处稽查陶华炳将情况报告军务部。张振武赶往处理,说:“交通与军务关系密切,其去留关乎武昌之存亡。如有惧死者,赶快辞职离去,机关万不可移动！”交通部才安定下来。这时,理财部有人欲将官钱局造币厂的银币全数搬运至兵轮运往京口。已接任正部长的陶德琨立即通知刘公,刘公立马派兵严守理财部、官钱局、造币厂三处,大量现银才得以保住。
陶德琨推荐的内务部部长冯开与副部长周之翰力持镇静,晓以大义,内务部六七十人全部坚守岗位。内务部全员不动,就保证了各路防务将士的供给不绝,同时还从丰备谷仓调出百余石米粮,设平粟局,以平价供应给市民,稳定了民心。张振武常趁敌人炮击间隙,率卫队骑马游街,向市民宣示保卫武昌的决心,武昌得以保住。
武昌首义,乃湖北革命党人处在生死关头,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占领武昌后,政事上无人可用。刘公情急之下,求助于表弟陶德琨,陶德琨推荐出汤化龙、张国溶、胡瑞麟三人。这其中实在有着太多的历史因素在里面,而决不是个人的功过是非。难得之处在于:陶德琨并不因自己第一次的“援引失察之责”而畏缩,仍出于公心地于第二次推荐出冯开、傅立相二人。这二人在守住武昌的关键时刻,没有辜负陶德琨的推荐,发挥了他们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这对于陶德琨来说,亦是一种欣慰。
那些天里,刘总监察每日巡视各防区鼓励将士,常于夜不成寐时,向陶德琨说革命必能成功,武昌决不会失守的话。陶德琨问他其中的理由,刘公说:当初他回武汉负责地下工作时,首先在武昌的雄楚楼,继而在汉口的汉兴里得了房屋作为秘密机关的办事之所,他就认为这都是预示的佳兆,革命事业必会成功。他说:武昌能首义,就是“雄楚”；清朝能推翻,当然是“汉兴”。况且他初在东京学习革命时,有孙文作导师；回鄂实行革命,又有孙武任军务,所以他有革命必成的信心。今日必须坚守武昌以待胜利。陶德琨说:预兆虽属迷信,但是你的忠贞爱国之忧,确是难能可贵。
陶德琨不是一位政治家,而是一位经济学家,所精通的又是非常专业的币制学。他一心想用自己留美八年所学的专业来报效祖国,历史却将他推到了中华民国军政府理财部长这个职位上。他深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的长处和短处,所以,初到军政府理财部任职时,为办事方便起见,就将昔日在藩署度支所中熟于文牍的员司潘祖裕和郎丙文两人邀请到部,代他处理例行公文。有胡瑞霖正部长审核判行,他的顾虑亦较轻松。自胡瑞霖辞职离鄂后,由他一人独负一切责任,接任理财部长,正值各省过鄂的军队纷纷到理财部领取饷项,本省所有公务人员,上自都督起,曾经规定各人只按月给津贴20元,但军政开支逐渐增多,不能不有日久难支之虞。其时,市面上流通的银元与铜元互换价值涨落无常,曾经规定官价银元一枚换铜币一串二百文,无奈各税收机关解款交库的员司人等,往往上下其手,从中取利,他也无法查办这些不法行为。在当时那种混乱的局面中,任何人处在他的位置上都是如此。他也认为自己不能担负这种繁重而麻烦的政治任务,因此就有了许多压力和苦恼。
他兼任造币厂总理,胡瑞霖部长又加派了他的亲戚余先觉为协理,有时由胡部长叫余先觉来协理执行他的命令。陶德琨察知,余先觉有一次曾由造币厂中提走了现银元5万元。余先觉回答说,有胡部长亲笔手谕,宜昌有铁路工人一万名,每人需要发给5元作为遣散费,所以拨了5万元到宜昌。陶德琨怀疑宜昌是否真有那么多的铁路工人,他们是否都应该遣散,每人是否真发了5元？可这些都是他无法查实追究的事情,因而倍感中国官场之无奈。
革命前数月,清督瑞澂派陶德琨到北京晋谒币制局总裁盛宣怀时,盛宣怀曾向他说过:武昌造币厂中已有铸成的新式银元和铜元数百万元,不久就要将这项新币解运到京,作为改革币制以新换旧之用。武昌发动革命时,这批新币还没运走。他到厂任职期间,察见新币命名“大清银币”、“大清铜币”等,铜币面上并铸有“每百文当一元”字样。这两种新铸成的银元和铜元上面,都没印有某某省制造的区别,实为全国通用之品,又系大洋十进制度,而且重量、成色都比旧币准确,堪充一种全国通行的优良货币,免除往昔省、区地名及成色差别的积弊。他曾命令厂里不准动用,想等币制改革定案后,用它作以旧换新之用,如果让它先行出笼与各种旧币同时流通,未免增加市面紊乱的现象。可他这一过于天真的想法与当时复杂发展的形势实在相距太远,在那种军政各项费用无限增长的非常时期,库存不够支付时,说能将这一笔巨款长久冻结在造币厂里,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其时,陶德琨年仅28岁,他认为自己只是个初出任事的学生,实在不应该戴着那样一顶“理财部长”的大帽子,他根本不肯居这个职位。要他担任造币厂总理,是因为同志们都知道他正热心研究币制改革计划。他心里很清楚,币制改革一事,必须由中央政府以全国划一的办法,才能符合他的学问和心愿。武昌仅属于一个省区,决不是他可以试行币制计划的地方。
1912年元旦,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陶德琨就想到,这是可以将他改革币制的宿愿试行的时机了,于是他有了决定离开湖北前往南京之意。
1912年元旦期间,陶德琨和表兄刘公在黄土坡家中品茗谈心。回顾过去的一年,表兄弟二人感慨万分。武昌首义成功了,南京民国政府也成立了,可谈起湖北的状况,两人的心里总是沉甸甸的。陶德琨说:“我学的知识在这里已没有用武之地,孙先生也多次来电催我去南京。”刘公赞同道:“好,好,我也想离开这是非之地呀,总监察一职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我北伐去！”1月初,陶德琨便应孙中山之召,去了南京。（襄阳市政协文史委供稿，转载《湖北文史》总第九十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