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迦牟尼死（入灭）后，弟子们整理出他的言行说教，通过几次结集，成为经、律、论“三藏”。五个比丘接受了佛陀的教训之后，成为第一批僧侣或和尚。佛教的“三宝”就此完成，那便是：佛、法、僧。据称这三宝乃是助人觉悟之途。准备妥当之后，佛陀乔答摩于是走遍恒河谷各地向人传道。社会各阶层和各种身分的人都来听他讲道而成为他的弟子。到他在80岁的高龄逝世时，他已声名大噪、备受尊敬。据报他最后吩咐弟子的话是：“万物皆承无常，精进自求正觉。” 

 
公元前第三世纪，在佛陀死后大约200年，佛教最大的拥护者孔雀王朝的阿育王出现了，当时印度的大部分地方均受他统治。征战所造成的屠杀和动乱使他深感忧伤，于是皈依佛教，并予以国家的支持。他设立佛教碑碣，举行结集，劝谕人民按照佛教的训诲而生活。阿育王也派遣佛教传教师到印度各地和斯里兰卡、叙利亚、埃及和希腊等地宣教。主要由于阿育王的大力支持，佛教得以从印度的一个教派一跃而成为世界宗教。可以理解的是，有些人把阿育王视为佛教的第二位创立者。随着形势的发展，佛教修正并发展了释迦牟尼的学说，分化为18个部（有的说是20个部）。1世纪时产生了大乘佛教。 

从孔雀王朝开始，佛教分别向南北两个方向传播。南传佛教（又称小乘佛教）经由斯里兰卡传播到东南亚一带，主要影响泰国、缅甸、老挝、柬埔寨等印度支那半岛和印尼等地。北传佛教（又称大乘佛教）又分为两个支派，一个经喀什米尔到达新疆，早在公元1世纪的东汉时佛教就传入中国，形成汉传佛教，后又传入朝鲜、日本；另外一支则主要引进到印度北邻的西藏。它在西藏与当地的宗教混合，成为喇嘛教；这个教派对人民的宗教和政治生活均操有极大的影响。称为藏传佛教，后来又传入蒙古和中国东北等地区。到公元第六或第七世纪，佛教在东南亚和远东各地已奠定了根基。 

佛教的影响力虽然广传至其他地方，但在印度本土却逐渐衰微。由于热衷于研究哲学和玄学，僧侣开始与俗家信徒日渐疏远。此外，失去皇室的支持以及采纳印度教的主张和习俗均加速了佛教在印度的衰落。甚至佛教圣地，例如乔答摩出生地的兰毗尼以及他“觉悟”之处的菩提伽耶，也沦为废墟。到第13世纪，佛教在它的发源地印度已差不多消失踪影了。 

在二十世纪，佛教的面目经历另一次改变。由于中国、蒙古、西藏和东南亚各国的政治变动，佛教受到严重的打击。数以千计的寺院和庙宇被摧毁，数十万僧尼被驱逐、监禁、甚至杀害。不过，佛教的影响力仍然深种在这些地方人民的思想和习俗之中。 

在欧洲和北美，向个人内心寻求“真理”的佛教主张在一些人中引起广泛的共鸣，而冥想则可以帮助人逃避喧嚣的西方生活。在活的佛教一书的序言中，流亡在外的西藏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写道：“佛教在今天也许可以尽一份力提醒西方人士留意他们生活上的属灵层面。”
六道轮回：佛教认为一切未解脱的有情众生都在天道、人道、阿修罗、畜生、饿鬼和地狱这六道里生死流转，无有止境。同时，在六道之外，已经解脱的众生在四圣界，这里的众生已经不再有生死流转、处于不生不灭的状态。而处于六道的众生、通过修行，可以进入到四圣界（如西方极乐世界）、摆脱生死轮回之苦。
四谛：根据佛教，佛陀一生所教的内容主要就是知苦与灭苦。四谛学说是佛教教义的核心。
苦谛：佛教认为人生在世，谁也免不了生老病死等诸多苦难。这些苦难不会因为人的死亡而结束，因为人死之后并不是彻底的消失，仍然会在六道中轮回不息，不论在天堂、地狱还是人间，苦总是存在的，只是程度不同罢了。佛教还认为，世间的万物都是变化不定的，没有永恒，这叫做无常。对众生来说，这种永无止歇的变化本身就是一种苦。 

集谛：集谛是讲苦产生的原因。佛教认为世上没有无因之果，也没有无果之因。有情众生之所以会受苦，皆是由于在无尽的轮回过程中，在贪、嗔、痴这三毒的驱使下做下很多的业，这些业积累起来成为未来的苦因。
灭谛：佛教认为只要是在六道中轮回，就无法避免会受苦。有情众生要想从苦中真正的、彻底的解脱出来，只有脱离轮回这一个办法。
道谛：为了脱离轮回，必须进行修行。佛陀给出的方法主要为戒、定、慧三学。经过从四念处到八正道，一共三十七道品的次第修习，便可以达到涅槃，永远从轮回中解脱出来，证得阿罗汉。[8]
十二因缘：佛教认为，世间万法都是依因缘而生，依因缘而存在。世上没有不依靠其他事物而独立存在的东西，任何事物都是因缘合和而成；没有什么东西能够不受其他事物的影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够不影响任何其他事物；任何事物都有前因，也有后果，而这种因果关系构成了一个无始无终的链条。
觉悟到十二因缘而得到解脱的修行者被称为辟支佛。
佛教理论的发展
以上所讲的四圣谛是佛陀在世时对弟子们宣讲的教义，这些教义后来被称为原始佛教。释迦牟尼灭度之后，佛教的发展经历了部派佛教、大乘佛教以及密宗佛教几个主要阶段，在这个过程中，佛教理论也相应地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部派佛教
在北传佛教中，由于主流为大乘佛教，故一般将与大乘佛教兴起之前的佛教理论称为小乘佛教理论，以示贬义。一般，小乘佛教指根本分裂之后所产生的部派佛教教团，亦包括大乘兴起后仍然活跃的诸部派。
部派佛教传统上说18个部派，但真实存在的数字应当在其以上。这些部派对于佛教理论进行了各种探索，并可能孕育了早期的大乘佛教。现在对于部派佛教各部派的理论尚不能进行完善的研究，但根据《异部宗轮论》和《大毘婆沙论》等文献，大致可以看到一些各部派重要的论点。由这些论述可见，部派佛教面貌是非常不同的，例如关于“法空”的问题，既有认为三世法实有的说一切有部，也有说一切皆空的方广部。
部派佛教的留存主要为南传巴利文文献以及汉译说一切有部的论书（其他部派的论书在汉译文献中也有保存，但数量远不及有部的资料）。
大乘佛教
在佛教建立大约五百年后，大乘佛教在印度兴起，对佛教理论有较大的发展。
如果说原始佛教的核心是一个“苦”字，那么大乘佛教的核心就是一个“空”字。大乘佛教认为这个世界，不论是有情众生还是物质元素，乃至时间空间，都是人们所感知的假象，并非真实存在。因此要想解脱苦，并不一定非要按照佛陀所说的那样从六道中彻底脱离，因为所谓“六道」”，甚至“苦”本身，在大乘佛教看来都是人们所感知的假象而已。而且即使从六道轮回中脱离出来，成为阿罗汉，按照大乘佛教的标准来看只能算是暂时的脱离痛苦，根本不是真正的解脱。而真正彻底的解脱，只有成佛才能达到。众生都应该成佛，众生也都能够成佛（或除一阐提外，众生都能成佛）。众生在成佛之前要经历三大阿僧祗劫的时间进行艰苦的修行。大乘佛教的修行方法主要是六种，称为六度（或六波罗蜜）：布施，持戒， 忍辱，精进，禅定，般若。
这种以成佛为终极目标进行修行的佛弟子称为菩萨。
密宗佛教
大约在公元6、7世纪，大乘佛教在印度逐渐衰落，密教开始兴起。密教（或密乘，金刚乘）是大乘佛教吸收了印度原始的婆罗门教的一些思想理论和修行方法后产生的。密教认为原来的大乘佛教与小乘佛教都是佛陀的方便说法，而不是佛的真实义谛。 

密乘的修行方法主要有持咒、灌顶加持等。
禅宗思想
在南北朝时期，印度僧人菩提达摩来到中国创立了禅宗，提倡“不立文字，直指人心”的禅宗法门。禅宗认为解脱不在身外，也无须借助经典的指导。解脱之道就在人的内心，只要能够放下执着，放下自我，便是解脱。
根据禅宗传说，菩提达摩为东土（中国）的禅宗初祖，其后师徒次第相传，直到传到五祖弘忍时，禅宗发生分裂，神秀、惠能各号六祖，这两个传承分别被称为北宗和南宗。经历了一系列的辩论交锋最终以惠能之徒神会在滑台大会中辩论胜利为标志性事件，以惠能为六祖的南宗后来居上成为了禅宗的主流，并发展到五家七宗的规模，蔚为大观。
自唐以降，禅宗在中国的发展非常兴旺，禅宗思想本身也经历了很大的发展，并对中国的文学、艺术、思想文化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传入日本、朝鲜等国。
净土信仰
广义的净土信仰主要包括西方净土信仰，弥勒净土信仰，阿閦佛国信仰，东方琉璃光世界信仰等等，其共同点在于希望通过诸佛/菩萨的愿力，从这个世界（浊土）死后可以进入诸佛/菩萨所在的净土。因此，净土信仰是佛教中特殊提倡他力的信仰形态。在诸多净土的信仰中，以西方净土信仰在中国最为兴盛，并发展为中国佛教八宗之一的净土宗。 净土宗因提倡净土法门而得名。净土法门主要是对阿弥陀佛和极乐世界的信仰，其初祖被认为为东晋慧远或昙鸾，并经道绰、善导等人发挥，进行理论上的论述，而成为一股重要的力量。 

净土思想源头虽在印度，而其成为宗派是在中国。其主要内容为依靠阿弥陀佛在修行时所发的四十八个大愿，通过“念佛”而往生西方净土，成为阿弥陀佛的眷属。关于念佛，包括“观想念佛”（念佛三昧）和“口称念佛”（即诵阿弥陀佛名号）二中，学界一般认为观想念佛为早期净土宗的修行方式，而口称念佛则流行于道绰之后。 

净土宗对日本有重大的影响，不仅传入并影响了日莲宗等宗派的形成，并衍生出了称为净土真宗的重要宗派。佛教由古印度的悉达多·乔达摩（被尊称为释迦牟尼或佛陀）35岁时创立，由于释迦牟尼的生卒年代说法有两种（参见释迦牟尼条目），佛教开始的时间也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是在西元前523年5月月圆之日，另一种认为是在前589年或前588 年。当时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悟道，创立佛教，在其后的几十年中云游四方，度化了许多弟子，佛教影响逐渐扩大。
释迦牟尼死（入灭）后，弟子们整理出他的言行说教，通过几次结集，成为经、律、论“三藏”。五个比丘接受了佛陀的教训之后，成为第一批僧侣或和尚。佛教的“三宝”就此完成，那便是：佛、法、僧。据称这三宝乃是助人觉悟之途。准备妥当之后，佛陀乔答摩于是走遍恒河谷各地向人传道。社会各阶层和各种身分的人都来听他讲道而成为他的弟子。到他在80岁的高龄逝世时，他已声名大噪、备受尊敬。据报他最后吩咐弟子的话是：“万物皆承无常，精进自求正觉。” 

公元前第三世纪，在佛陀死后大约200年，佛教最大的拥护者孔雀王朝的阿育王出现了，当时印度的大部分地方均受他统治。征战所造成的屠杀和动乱使他深感忧伤，于是皈依佛教，并予以国家的支持。他设立佛教碑碣，举行结集，劝谕人民按照佛教的训诲而生活。阿育王也派遣佛教传教师到印度各地和斯里兰卡、叙利亚、埃及和希腊等地宣教。主要由于阿育王的大力支持，佛教得以从印度的一个教派一跃而成为世界宗教。可以理解的是，有些人把阿育王视为佛教的第二位创立者。随着形势的发展，佛教修正并发展了释迦牟尼的学说，分化为18个部（有的说是20个部）。1世纪时产生了大乘佛教。 

从孔雀王朝开始，佛教分别向南北两个方向传播。南传佛教（又称小乘佛教）经由斯里兰卡传播到东南亚一带，主要影响泰国、缅甸、老挝、柬埔寨等印度支那半岛和印尼等地。北传佛教（又称大乘佛教）又分为两个支派，一个经喀什米尔到达新疆，早在公元1世纪的东汉时佛教就传入中国，形成汉传佛教，后又传入朝鲜、日本；另外一支则主要引进到印度北邻的西藏。它在西藏与当地的宗教混合，成为喇嘛教；这个教派对人民的宗教和政治生活均操有极大的影响。称为藏传佛教，后来又传入蒙古和中国东北等地区。到公元第六或第七世纪，佛教在东南亚和远东各地已奠定了根基。
佛教的影响力虽然广传至其他地方，但在印度本土却逐渐衰微。由于热衷于研究哲学和玄学，僧侣开始与俗家信徒日渐疏远。此外，失去皇室的支持以及采纳印度教的主张和习俗均加速了佛教在印度的衰落。甚至佛教圣地，例如乔答摩出生地的兰毗尼以及他“觉悟”之处的菩提伽耶，也沦为废墟。到第13世纪，佛教在它的发源地印度已差不多消失踪影了。 

在二十世纪，佛教的面目经历另一次改变。由于中国、蒙古、西藏和东南亚各国的政治变动，佛教受到严重的打击。数以千计的寺院和庙宇被摧毁，数十万僧尼被驱逐、监禁、甚至杀害。不过，佛教的影响力仍然深种在这些地方人民的思想和习俗之中。 

在欧洲和北美，向个人内心寻求“真理”的佛教主张在一些人中引起广泛的共鸣，而冥想则可以帮助人逃避喧嚣的西方生活。在活的佛教一书的序言中，流亡在外的西藏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写道：“佛教在今天也许可以尽一份力提醒西方人士留意他们生活上的属灵层面。”

此段以下内容节选自赵朴初老居士所编著之《佛教史略》
东汉永平十年 公元67年,佛教正式由官方传入中国

明帝永平十年（67年）明帝夜梦金人飞行殿庭，明晨问于群臣。太史傅毅答说：西方大圣人，其名曰佛；陛下所梦恐怕就是他。帝就派遣中郎将蔡愔等十八人去西域，访求佛道。蔡愔等于西域遇竺法兰，摄摩腾两人，并得佛像经卷，用白马驮着共还洛阳。帝特为建立精舍给他们居住，称做白马寺。于是摩腾与竺法兰在寺里译出《四十二章经》。这几乎是汉地佛教初传的普遍说法，也为中国历史教科书所采用。　 

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到了后汉末叶桓灵二帝的时代（147—189年），记载才逐渐翔实，史料也逐渐丰富。其时西域的佛教学者相继来到中国，如安世高、安玄从安息来，支娄迦谶、支曜从月氏来，竺佛朔从天竺来，康孟详从康居来。由此译事渐盛，法事也渐兴。 

一、汉人出家之始：汉人由信佛而出家修道的，如赞宁《僧史略》卷上《东夏出家》题下，有“汉明帝听阳城侯刘峻等出家，僧之始也；洛阳妇女阿潘等出家，尼之始也”等语。按刘峻等出家事出《汉法本内传》。《内传》伪书，不足置信。可是《高僧传·佛图澄传》中，有“往汉明感梦，初传其道，唯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汉人皆不得出家”等语，似乎其时已经有汉人出家，然后才有此项禁令。而汉人出家为沙门见于载籍的，是从严佛调开始，如《出三藏记集·安玄传》中称“沙门严佛调”，又说他“出家修道”；《出三藏记集》又转载《沙弥十慧章句序》，下题“严阿祇黎（即阿奢黎）浮调所造”。然而《释氏稽古略》说，在佛调以后八、九十年的朱士行，是汉土最初为沙门的；《历代三宝记》也称佛调为清信士。这大概是因为从汉代以来，虽然佛法已经流行，但道风未纯，比丘出家只以剪落须发作区别，未禀律仪；到魏嘉平二年（249年），中天竺沙门昙柯迦罗（法时）来到洛阳，建立羯磨法，创行受戒，中土才有正式的沙门，而登坛受戒的朱士行为最早，因此把他作为中土沙门之始。 

二、民间建寺造像之始：《后汉书·西域传》中叙述桓帝奉佛之后说，“百姓稍有奉佛者，后遂转盛”，可见当时民间的奉佛也由少数而逐渐增多；但其具体情况，只笮融奉佛一事见于现存的文献。据《后汉书·陶谦传》和《吴志·刘繇传》说：献帝时，丹阳人笮融聚众数百人，往依徐州牧陶谦，谦使督广陵、下邳、彭城三郡的运漕。融于是断三郡的委输，“大起浮屠寺，上累金盘，下为重楼，又堂阁周回可容三千余人。作黄金涂像，衣以锦彩。每浴佛辄多设饮饭，布席于路，其有就席及观者且万余人”。又依《出三藏记集》所载《般舟三昧经记》载，说明献帝时洛阳也有佛寺。从《吴志·刘繇传》所述笮融事看起来，后汉末民间的奉佛，有其种种原因，这和宫廷中只以求长寿祈福为目的者有所不同。

佛教在西汉之际由印度通过中亚细亚传入中国。经历两千年传播发展，形成独具特色的教派，对中国古代哲学、道德、文学、艺术等产生广泛影响。东汉末安世高等传播佛教小乘毗昙学和禅定理论，三国吴对娄迦谶等传播大乘空宗的般若学，这些译师的佛经与当时道术方士思想相结合，使佛教传播渐广。魏晋时大乘空宗般若学得到门阀士族提倡，又在与玄学

结合中得到流传，形成“六家七宗”。此后，宣传佛性学说的涅盘学也得到社会广泛重视。在此期间道安（334－－385）的禅学和般若学，慧远（334－－416）的法性论和因果报应论，僧肇的不真空论，道生的佛性论影响较大。南北朝时佛教更广泛传播，宋文帝（407－－453）、梁武帝（464－－549）等都大力扶持佛教，梁武帝几乎把佛教抬到国家地位。北朝曾发生北魏太武帝（408－－452）和北周武帝（543－－578）两次“灭佛”之举，但总的说在资助评经、修建寺院、开凿石窟等方面，仍十分突出。当时佛教学者重视讲诵佛典，专攻不同经论之风大盛，出现一些知名经师、论师，如涅盘师、成实师和毗昙师等，并形成学派。隋唐佛教进入鼎盛时期。寺院经济发达，为佛教宗派的形成提供了经济基础。译经规模扩大，水平提高。佛教领袖又多是广览群经、佛学渊博的学者，这些条件促成了佛教宗派的创建。思想上独树一帜，组织上自立门户、自成体系的佛教集团相继崛起。一时教派林立，壁垒森严竞相争逐。出现了三论宗、天台宗、律宗、净土宗、唯识宗、华严宗、禅宗、密宗和三阶教。其中富有哲学理论色彩的是三论宗、天台宗、唯识宗、华严宗、和禅宗。后来禅宗青原行思一系形成曹洞、云门、法眼三宗，南岳怀让一系形成伪仰、临济两宗、合称“五家”。中国佛教宗派还传入朝鲜、日本和越南等国家。唐武宗灭佛（会昌法难），许多宗派一厥不振。宋以后禅宗和净土宗仍在流行。一些佛教宗派思想为宋明理学所摄取，日益与儒道相融合，使佛教渐趋衰徽，辛亥革命后太虚等通过办学和发行刊物发起“佛教复兴运动”。

在西藏地区发展起来的喇嘛教是中国佛教重要一支，唐初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提倡佛教。佛教在与当地苯教斗争中逐步发展。九世纪中叶赞普朗达玛兴苯灭佛，佛教受到沉重打击。十世纪后期佛教开始复兴，陆续出现宁玛派、噶当派、萨迦派、噶举派等许多教派。元初忽必烈（1294年）敕封喇嘛八思巴为帝师（国师），从此上层喇嘛开始掌握西藏地方政权，逐步确立政教合一的统治体制。十五世纪初，宗喀巴（1357－－1419）进行改革，创立格鲁派（俗称黄教）。后来此派势力日益强大，并在清王朝扶植下掌握西藏政教大权。喇嘛教以佛教教义为基础，吸取苯敦的一些神祗和仪式，并以无上瑜伽密为最高修行次第，形成藏密。它不仅流传于中国的藏、蒙古、土、裕固、纳西等族地区，还传入不丹、锡金、尼泊尔、蒙古人民共和国和苏联的布里特亚等地。 

中国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多、内容最完备的佛教经典和佛教文化史料，汉译佛经和著述自东汉末以来逐代增加。藏文《大藏经》版本甚多，前后刻印多次。据德格版统计，该书共收佛教典籍4569种，除佛教经律论外，还有天文、历算、医药、工艺、文法、诗歌、美术、逻辑等多方面著述，浩如烟海的佛教典籍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研究佛学和古代其他有关学科的重要文献。

禅宗以菩提达摩为中国始祖（达摩大师是印度禅宗第28代祖师，中国初祖），故又称达摩宗；因其得佛心印为佛陀之正统法脉，又称为佛心宗。达摩于北魏末活动于洛阳，倡二入四行之修禅原则，以《楞伽经》授徒。传法弟子为二祖慧可，慧可之传法弟子为三祖僧璨，其传法弟子为四祖道信。道信传法弟子为五祖弘忍，立东山法门 ，为禅宗五祖。门下分赴两京弘法，名重一时。其中有神秀 、传法弟子六祖惠能二人分立为北宗渐门与南宗顿门。神秀住荆州玉泉寺 ，晚年入京，为三帝国师，弟子有嵩山普寂、终南山义福；惠能居韶州曹溪宝林寺，门下甚众，以惠能为六祖。后为禅宗正宗。皇帝亲赐六祖慧能大师谥号为大鉴禅师，其传法弟子颇多，如：南岳怀让禅师、青原行思禅师、永嘉玄觉禅师等，证悟者40余人，开悟者不计其数。之后南岳怀让禅师之得法弟子，马祖道一禅师对中国佛教有着极大的贡献，他确立了丛林制度，规范了道场，马祖道一禅师之传法弟子百丈怀海禅师更制定清规规范门人，故佛教称之为“马祖建丛林，百丈定清规”，直到今天依然大体上不变，每天之早晚二课，也是始于这个时候。百丈怀海禅师之传法弟子有黄檗希运禅师及仰山灵佑禅师，都是至今还影响着佛教界的祖师大德！自六祖后不再传大位，也就是说没有第七祖，因为禅宗真正要传的法脉不是衣钵而是心印，心印延续至今，不曾断绝，一代代的祖师大德们，至今都延续着六祖的顿教大法！ 

六祖慧能是禅宗的发扬光大者，提倡心性本净、佛性本有、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慧能以后，禅宗广为流传，于唐末五代时达于极盛。禅宗使中国佛教发展到了顶峰，对中国古文化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

汉传佛教  此段内容节选自慧律大法师著之《祈愿正法重现》一书
八大宗派系指大乘的天台宗、三论宗、唯识宗、华严宗、律宗、密宗、禅宗、及净土宗，若加上小乘的俱舍，成实二宗，是一般盛行的十大宗派。佛教初来中国，并无宗派之分，后因佛典翻译昌盛，思想体系与义理各有独到之处，复以师承各有法脉，所著重之经论互异，遂依其特色分类判摄，而于隋唐时期各擅道场，大放异彩。实则八大宗派之共同精神，可以[缘起无自性，一切法无我。]来概括统摄。所谓：“佛一圆音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只要契理契机，法法皆通涅盘城。祖师大德苦心判摄，乃为方便众生明了佛法奥义。无论哪个宗派，皆有其难能可贵之处，应平等视之。但弘扬正法，仍需因缘具足，切勿非人是己，致失佛法本旨，所谓“诤与道相违，不可不慎”。修习者亦当随机拣择。盖佛法固有深浅偏圆之别，并无好坏是非之分，彼此尊重，尽份发展，更能促进正法的兴盛。

佛法本一味，原无大小乘之分。但因应不同根器，对厌离世间之苦，只求自了者，说解脱生死之小乘法。对悲愿深重，欲自觉觉他者，说大乘法。此乃因材施教，也是佛教能延续至今的原因。大小乘之争历千年而未休，大乘轻视小乘，斥为焦芽败种。小乘则谓大乘非佛说。小乘严格持戒，以日中一食，树下一宿，微密观照为修行方式，其精神值得敬佩。然而，大乘也绝对是佛说。《圆觉经》、《楞伽经》的内容，与祖师证悟的境界毫无乖异，即可得知。否则《净土圣贤录》记载之往生事迹，与禅宗祖师的成就，又当如何解释？大小乘思想上的分水岭，在于：小乘认同四大为实，但以析空观破此执著；大乘则认为，四大乃是心的影像，是清净自性所影现的假相，无实体可得。小乘的观空，却非易事。欲达到大乘的圆满大寂灭处更难。两者并无对错，只是思想不同，唯有互相尊重。只要契机，便能受益。 

切不可忘记，佛教是一体的，总之，佛弟子当以开阔的胸襟，容纳异己的存在，才能成就自己的伟大，才能摈弃山头主义、门户之见。因为重点不在护持[某人]，而在护持[整体佛教]，护持[正法]！

藏传佛教的教派
西藏色拉寺中喇嘛正在辩经格鲁派（黄教）
宁玛派（红教）
噶举派（白教）
萨迦派（花教）
觉囊派
噶当派
希解派
觉宇派
廓扎派
夏鲁派

佛教在亚洲国家的影响最深，佛教思想已经融入信仰佛教国家的人民的生活中。但是在印度，佛教的影响力却日趋衰落，佛教徒只占印度人口的0.71 ％ ，分布也很零散。 

佛教对盛行的国家和地区都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包括文化，艺术等许多领域。梁启超认为：“佛教是建设在极严密极忠实的认识论之上，用巧妙的分析法解剖宇宙及人生成立之要素及其活动方式，更进而评判其价值，因以求得最大之自由解放而达人生最高之目的者也。”美国大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2006年9月14日指出佛教在美国近年取得了飞速的发展，已有信徒150万左右，是美国第4大宗教，其中有三分之一的是后来改信佛教的。并指出：“佛教最吸引西方人的地方之一在于，人们认为像达赖和一行这样的杰出佛教大师们在向社会贡献智慧，而不是在要求别人信奉什么。”

对中国的影响

此段节选自林世敏教授著之《佛教的精神与特色》中之佛教对中华文化的贡献一章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中，历史最悠久的宗教。
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以后，千余年来一直是中国人民的主要信仰，其间经历代高僧大德的弘扬提倡，许多帝王卿相、饱学鸿儒也都加入这个行列，终于使佛教深入社会各个阶层。它的信仰深入民间，‘家家阿弥陀，户户观世音。’正是忠实的写照；而佛教的哲理部份则与儒、道等相结合、相融会、相激荡，然后汇入了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的大海里，形成了中华文化的主流之一，为中华文化放射出灿烂辉煌的光芒。 

文化的内容极其广泛，项目极其繁多，凡人类从野蛮进化到文明的一切总成绩，都可以叫文化。因此，这里我仅想举出文化中的‘文学’一项，用梁启超、胡适等先辈们的话来说明佛教的输入，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与贡献。
一、梁启超认为佛教对中国文学有五大影响：
（一）国语实质的扩大：因佛典的翻译，我国词汇即增加了三万五千多个。
（二）语法及文体的变化：佛典的科判疏钞之学，为有组织的解剖性文体首次在中国的出现。而禅宗的语录，更是中国文学的一大革命。
（三）文学情趣的发展：我们近代的纯文学，像小说、歌曲等，皆与佛典之翻译有着密切关系。孔雀东南飞、水兰辞等长篇叙事诗的产生，大概就是受东晋昙无谶所译马鸣‘佛所行赞’的影响。又大乘经典，皆以极壮阔之文澜，演绎极微妙之教理，增进了中国人的想像力，革新了中国人的诠写法，宋元以后章回小说受其影响不少。
（四）歌舞剧的传入：我国最初的歌舞剧——拨头（亦名钵头），据近人考证，就是从南天竺附近的拔豆国传来的。
（五）字母的仿造：随着佛教的输入，梵文也跟着进来，我国高僧仿照梵文字母来应用汉字切音，因此有唐代守温‘见溪群疑’等三十六字母的制作。
二、胡适则认为佛教的输入，对中国有三大影响：
（一）佛教的译经诸大师，用朴实平易的白话文体来翻译佛经，但求易晓，不加藻饰，形成一种白话的文体，佛寺禅门成为白话文与白话诗的重要发源地。
（二）佛教文学最富想像力，对于最缺乏想像力的中国文学，具有很大的解放作用。中国浪漫主义的作品，像《西游记》等小说是印度文学影响下的产物。
（三）印度文学很注重形式的布局与结构。‘普曜经’、‘佛所行赞’、‘佛本行经’等都是伟大的长篇故事；‘须赖经’一类是小说体的作品；‘维摩诘经’、‘思益梵天所问经’等是半小说、半戏剧的作品。这些佛经的输入，对后代弹词、平话、小说、戏剧的发达都有直接或间接的贡献，又佛经的散文与偈体夹杂并用，也对中国后来的文学体裁产生影响。
仅就‘文学’一项而言，已经够我们大书特书了。我之所以不怕长篇累牍地来引述它，就是希望我们提高警觉，同时对佛教给以更多的关切与注目。佛教绝不是一般等闲的宗教，无论就人生的任何角度来看，佛教都与我们有密切的关系，尤其它对中国文化的贡献，更是功不可没。

此段内容节选自东初长老编著之《阿含概说》
佛陀入灭后，第一个夏季，在阿阇世王绝对保护下，五百阿罗汉会聚于王舍城七叶岩，以大迦叶为首，举行第一次结集。这时的法，即是经，由阿难诵出，律由优波离诵出。阿含经的渊源，即导源于此时。律与经为同一渊源，故其取材诸多相同。佛灭百年顷，因东印度吠舍离比丘提倡新佛教，遭保守派反对，于吠舍离城，会集七百僧众，以耶舍为上首，举行第二次结集。这次结集以讨论律为中心。佛灭后二百三十年顷，于波咤利弗城，依阿育王命，以目犍连帝须为上首，举行第三次结集，于是三藏教法始行完成。

佛教节日中，除释迦牟尼佛的出生、成道、涅盘为历史事实外，其余的如弥勒圣诞，观世音菩萨圣诞皆乃是祖师大德所定，并非出自佛经，佛弟子当了解，此即是表法，实则观世音菩萨也并非出生在地球，如何说生日呢？此是古来祖师大德借此方便接引众生，以入佛正见。
弥勒菩萨圣诞(正月初一日), 释迦牟尼出家(二月初八日), 释迦牟尼涅盘（二月十五日），观音菩萨圣诞（二月十九日），普贤菩萨圣诞（二月二十一日），文殊菩萨圣诞（四月初四日），释迦牟尼圣诞（四月初八日又名浴佛节和佛诞节），药王菩萨圣诞（四月二十八日），迦蓝菩萨圣诞（五月十二日），韦驮菩萨圣诞（六月初三日），观音菩萨成道（六月十九日），大势至菩萨圣诞（七月十三日），佛欢喜日（七月十五日又名盂兰盆节），地藏王菩萨圣诞（七月三十日），观音菩萨出家（九月十九日），药师佛圣诞（九月三十日），阿弥陀佛圣诞（十一月十七日），释迦牟尼佛成道（十二月初八又名腊八节，或佛成道节）。

一般来说，皈依佛教的人被其他宗教的信徒称为佛教徒，然而这是一个误解，因为在事实上“佛教徒”自称为“佛弟子”，这是因为“佛弟子 ”与佛陀的关系不是人与神的关系，而是师傅和徒弟的关系，而其他宗教的信徒常常无法理解这一点。而且没有“皈依佛教”的说法，事实上是“皈依三宝”。佛弟子基本上可分为出家众和在家众两大类，依性别在家众可分为优婆塞、优婆夷等二众。出家众再细分出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式叉摩尼称五众，与在家二众合称七众，也就是七众佛子。

佛弟子遵守的戒律
在家众的居士和居士女在皈依后可以自由选择是否遵守五戒，分别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不杀生不是为了培养慈悲心、妄语之中，尚包括两舌、恶口、绮语。偷盗和邪淫也是世间法禁止的罪行、不饮酒不是为了避免酒精乱性而破坏团体生活的秩序，而是因为酒精麻醉的作用影响智慧的获得。佛弟子不遵守五戒不影响成为佛弟子。在家众可以持的戒律除三皈五戒之外，还有八戒和菩萨戒，此外，在八关斋戒过程中也可以临时（一天一夜）受出家众的具足戒。作为受戒了的在家众，有必要经常复诵和学习戒律。
作为出家众的比丘、比丘尼须受具足戒，沙弥、沙弥尼须受沙弥戒，式叉摩那则受六戒。总的来说，出家众的戒律要比在家众详细得多，其中，比丘的具足戒共250戒，比丘尼则有348戒。沙弥、沙弥尼和式叉摩那因为是向正式的比丘和比丘尼过渡的阶段，故戒律方面轻得多。按照佛制，比丘和比丘尼当在每月的月初和月中举行布萨，学习戒律，若有犯戒律需要忏悔者则当众忏悔。

在佛教中，无论是对佛菩萨的供养，或是在说法的譬喻中，经常都可以见到香的踪影。密法中，不同的本尊甚至有不同供养的香，香与佛教，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由于香能袪除一切臭气、不净，使人身心舒畅，产生美妙的乐受，因此常被用来做为供养佛菩萨、本尊的圣品，如《苏悉地经》中，就把香列为五种供养之一，而《大日经》也将之列为六种供养之一。
除了被用来做为殊胜的供品之外，由于香的芬芳远闻，经典中也常以其来比喻修行者持戒之德。如《戒德香经》中，佛陀告诉阿难，只有持戒之香不受顺、逆风的影响，能普薰十方。而《六祖坛经》中，也以香来比喻五分法身，称为“五分法身香”。
此外，香也被用来比喻念佛的功德，如《首楞严三昧经》中，以“香光庄严”来比喻念佛的人染上如来功德庄严，就如同制香的人染上香气一般。香为信使，瞬间可通达十方佛经土。在佛教中对于天然妙香的重视由此可见。“香可行善，亦可造恶”。即是此理。

1、入寺：入寺门后，不宜中央直走，进退俱当顺着个人的左臂迤边行走，入殿门里，帽及手杖须自提携，或寄放为佳，万不可向佛案及佛座上安放。
2、拜佛：大殿中央拜垫是寺主用的，不可在上礼拜，宜用两旁的垫凳，分男左女右拜用，凡有人礼拜时，不可在他的头前行走。
3、阅经：寺中若有公开阅览的经典，方可随便坐看，须先净手，放案上平看，不可握着一卷，或放在膝上。衣帽等物尤不可加在经上。
4、拜僧：见面称法师，或称大和尚，忌直称为"出家人"、"和尚"。与僧人见面常见的行礼方式为两手合一，微微低头，表示恭敬，忌握手、拥抱、摸僧人头等不当礼节。向他顶礼时，假若他说一礼，不可再继续强拜，凡人礼佛、坐禅、诵经、饮食、睡眠、经行、入厕的时候，俱不可向他礼拜。
5、法器：寺中钟鼓鱼磬，不可擅敲，锡杖衣钵等物，不可戏动。
6、听经：随众礼拜入座，如己后到，法师已经升座，须向佛顶礼毕，向后倒退一步，再向法师顶礼，入座后，不向熟人招呼，不得坐起不定、咳嗽谈话，如不能听毕，但向法师行一合十，肃静退出，不得招手他人使退。